第一千一百一十七章 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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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飞机穿云破雾,飞上了万米高空,很快开始了平稳的飞行。
起飞半小时后,脚下一片白茫茫,京城己被那一卷一卷的白云吞没了。
扩音器里,准时传来了女乘务员的那种程式化的甜腻腻的声音。
随后,飞机上的空乘人员照例开始了派餐工作。
而这个时候,心情稍感平复的宁卫民开始注意到这次旅行和他以前的经历比,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那就是在他座位的前后左右,都能隐约听见京城话的交谈,历来应该很安静的客舱环境,因此嘈杂了不少。
毫无疑问,这说明乘坐这架飞机的本国同胞,数量已经明显增多了。
因为事态重大,航班又少的缘故,为更早成行,宁卫民这次赴日还是坐经济舱。
他还真没想到,本次航班飞机里的乘客,既不像他去年八月份初次来日本时,几乎都是清一色纯粹的外籍旅客。
也不像他今年春节过后带坛宫的职工们集体赴日时,飞机上掺杂了一些去日本淘金的港澳客和零星几个出国考察的干部。
这一次除了他之外,居然还有不少衣着普通的京城人,看样子应该是留学生。
就比如他旁边的这位年纪跟他相仿的小伙儿。
虽然人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带着眼镜,有点洋气。
但西服里面的毛背心一看就是家人手工织出来的,随身的皮包是国内目前流行的款式,手表是双菱牌的石英表。
最关键的是他对飞机里的一切都陌生,都好奇。
起飞前,光系安全带就忙和半天,最后还是在空乘人员帮助之下才完成的。
起飞后,脑袋一个劲往宁卫民靠着的窗户外探望。
吃飞机配给早餐的时候就更明显了,连一杯普通的牛奶也让他很是享受,啧啧称叹。
这一切都能说明他是第一次乘坐飞机。
终于,宁卫民醍醐灌顶,开始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那就是国内同胞的赴日潮正拉开序幕。
三十年后的人们,都知道八九十年代这段时间,沪海人去日本的多。
其实京城人也不少,甚至因为地处首都,办签证更方便些,京城人要比沪海人去的还多,还要更早成行。
这既与日本政府1983年提出的“十万留学生计划”有关,也与国内出国潮愈演愈烈有关。
不得不说,如今国内的人想出去可是都快想疯了。
越来越多的人做起了他们的出国梦——到西方去,过西方人那样的生活。
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到了非理性的程度。
比如在年轻人中,甚至有些刚刚结婚的妻子每天对丈夫耳边唠叨,怪其无能,没有男子气,原因就是他安于现状,没有像身边的某位朋友那样设法出国。
由于两年前,史泰龙主演的美国电影《胜利大逃亡》曾在国内上映,所以这段时期,许多人都把出国的人戏谑地叫做“胜利大逃亡”。
这样说法当然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但是反映了那个时候人们一种普遍的极端心态。
好像能找到任何关系、任何的途径,怎么着都行,只要能出国就行。
目的地的首选当然是欧美发达国家,但大家这么一窝蜂的想出去,这条路肯定就窄了。
像曲笑能前往法国巴黎去挣法郎,完全是因为她从事的是模特工作,还有好友石凯在巴黎帮忙运作一切,一般人可没这样的福气和路子。
于是随着拒签开始变得普遍,有些聪明人就转而求其次——出走日本,到这个亚洲最发达国家来寻梦。
也就是说,国人赴日其实要比赴美和去欧洲,慢上一拍的。
从1983年开始算起,差不多就是三年的时间。
宁卫民和身边这个小伙儿攀谈,是从提醒他“如果喜欢,飞机上的牛奶可以续杯”,开始的。
果不其然,小伙儿充满惊喜又要到了一杯牛奶后,他的回应也验证了宁卫民内心的判断。
“谢谢啦哥们儿,哎哟,原来咱们是老乡,你也是京城人啊?”
“当然啦,哥们儿,你以为呢?”
“啊呀,我还一直以为你是日本人呢。”
“骂我?我可听出来了……”
“哎哟,不敢不敢,没那意思。我是说,伱看起来……衣着不凡,颇有气质,洋气得很呢,一看就是个事业有成的大人物,比处长都有派。”
“哈哈,你可真逗。认识一下吧,我叫宁卫民。你呢?”
见宁卫民主动伸出了手,对方也伸出手来回应,并且自报家门。
“我叫刘洋,学工科的,不过这次去日本留学,是想再拿个实用点的学历。哎,看你的样子这么轻松,去日本应该不是去读书的吧?”
“不是,我是开餐厅的。商务签证。”
“开餐厅?”
“对,去拯救日本人的舌头和肠胃。我在坛宫饭庄工作,在日本开了分店,听说过坛宫吗?”
“哎哟,怎么没听说过?最正宗的御膳,算是咱京城最牛的餐厅了!不过我可没去过,听说那贼贵,都是老外。就我这每月不到一百块钱的工资,可顶不住。失敬失敬,难怪难怪,看你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敢情真是货真价实的财主啊。我这样的穷学生可没法跟你比。”
宁卫民笑了笑,为了谈话轻松点,索性拿对方的姓名开起玩笑。
“哎哟,你也不错啊,其实工科就很实用。现在的落寞是暂时的,国内早晚会有你的天地。当然,现在你能走出来,也不能说不对。你看你这名儿,起得多好?留洋!看来天生就注定要留学深造的,是公派?”
“哪儿啊,我可没那个福气,自费。不瞒你说,纯粹是被逼得没辙了,靠着家里砸锅卖铁,才办出来的。”
“怎么会?不至于,你可是大学生,天之骄子啊。”
“大学生算狗屁的天之骄子。你是不知道,我分到的研究所,那儿连扫院子的,打开水的都是大学生。五十年代毕业的老前辈才能混上个办公桌。我成天就负责图书馆里整理资料和旧书。你想想,我这大学不白上了?这不,就因为我在总务科,算二线人员,连七块五的洗理费都给我降到两块了,一个月就发一张澡票。这不是欺负人吗?我一气就出来了。咱不争馒头争口气。我横不能白念四年大学,这辈子就混成一图书管理员吧?”
结果他这么一说啊,隔壁邻座也有人响应起来了。
“可不,走就对了。出去起码还有可能活得精彩点,留下就真是等死发臭了。”
那位搭话茬的叫陈颂,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学习的是音乐学专业。
他出国也是为求学,长期以来的封闭,使国内的音乐创作和演奏远离了国际舞台。
而音乐学理论方面的落后,让他萌生了走出去看一看的念头。
特别是他毕业之后进了东方歌舞团,然后看着艺术团的那些元老啊,明星啊,出国的出国,考研的考研,就更让他耐不住寂寞想要出来闯闯了。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无法学以致用的问题。
陈颂在东方歌舞团也没有什么搞创作的机会,挂着音乐编导的名,好不容易写出了两首自己满意的歌,可团长一点没看就给扔一边去了。
平常里上班也就负责舞台的杂活,拉拉幕布,搬搬梯子,调整灯光什么的。
说白了,合着他就是个拿正式工工资的小工。
总而言之,通过这两位的遭遇,这也只能说国内目前许多单位的人才调配和使用方面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生存空间狭小,没法发挥所长,这同样是许多人想要出国寻找自我价值的原因。
至少对于宁卫民遇见的这两位,并不是完全的崇洋媚外使然。
然而最让人意外的是,距离他们不远的一排前座,居然还坐了一对儿个体户。
男的叫李小江,女的叫王艳,他们俩原本是西单夜市倒腾服装的。
这对男女,听见他们的闲聊,也忍不住插嘴加入进来了。
而他们这一开口,那才真是彰显了让人不能不萌生出佩服的闯荡精神。
“你们也是出去留学的?”刘洋一开始还有点不信。
“对了,怎么了,别瞧不起人。喏,入学通知书,财产保证书,纳税证明,护照,留学手续,我们都全了。”
王艳面色略有不悦地从手提包里拿出自己的证件。
“可以啊,看来还是你们个体户有本事,自费留学更容易些,至少钱不成问题。”陈颂赶紧打圆场。
“可不,要不这一个人万八千的学费怎么交得起。”王艳这才缓和了神色。
“哎,许多日本本科毕业的人都想以自费的方式去日本学习,就因为没这万八千的去不成。”刘洋不禁哀叹一声,感慨起来。
自费留学,那确实是一项复杂又庞大的工程,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谈何容易?
就筹款一项,导演了多少人间悲喜剧?
所以,敢于办自费留学的人不但是条好汉,也是一个赌棍。
而刘洋虽然没谈他是怎么筹款的,但通过这一声叹息,显然就是深知其中滋味的人。
“那没办法了,国内就这种情况。大学教授每月二百六十块工资,我们俩每天就能挣二百六,要不说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呢……”李小江面有得色。
“那你们这么有钱,干嘛还要出国闯荡啊?”刘洋羡慕中,又有点不明白了。
“正因为有钱才有可能出去闯荡啊。”王艳理所应当的说,“我们钱是不少,可没有见识和知识也不行啊,再这么下去,迟早被市场淘汰。”
“呦呵,你们还挺超前,居然有竞争意识?”
刘洋不愧理工男,说话就是冲,明明好话吧,可不讲究方式,让人听了就不爽。
果不其然,王艳再次不悦地撇了他一眼。
“多新鲜啊。你以为服装摊好练呢?服装的款式、颜色、潮流,哪一样跟不上也不行,挣钱是快,可砸手里就该哭了……”
这时,宁卫民也不禁插了嘴,好意提醒他们。
“我看你们的入学通知书那是语言学校吧?那你们去东京只能先学日语,等过了语言关,你们要想念商科,恐怕还得考试。你们俩的计划虽然很不错,可变数不小啊……”
“那可未必。我们的计划就是上午学日语,下午去打工——在工作中学习经营,又挣钱又学习,不比上学更管用?听说日本人一天的工资就能顶上咱们国内一个月。再累也没我们挤着火车花城京城两头跑累吧。所以我们就是扔了买卖也不亏,还长了见识呢。”王艳说。
“啊?合着你们来日本还是为了挣钱啊。”刘洋恍然大悟,但语气又多少有点不屑。
这一下气得王艳索性翻了一个白眼给他。
“又不是去偷,同样是劳动所得,干嘛不理直气壮?”
李小江此时也声援起自己的女朋友。
“对,在我们看来,其实去学校上学倒没那么重要。像你们的生活轨迹,是小学,中学,大学,国家干部,出国留学。我的生活轨迹呢,就是小学,插队,打架,劳教,倒爷——出国留学。这也算殊途同归吧。而且刚才听了你们的话,我觉得咱们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在不尽人意的生活里寻找更好的可能。我们也需要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啊。”
最后一句,绝对触动人心。
谁都没想到李小江能说出这样高水平的话来,一下子,几个人竟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让机舱的环境奇妙地寂静了下来。
…………
或许是因为这个时代,能够勇于走出国门的国人还是少数。
头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几乎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堪称胆量和素质兼备。
或许是因为谁心里都明白,出国是一种新的开始,过去各自的身份,成就,打这儿起就全都没用了,大家又落在了一个一边儿齐的新平台上。
同乡的情分和共同的成长背景,反而成了更重要的东西,让大家都挺珍惜共乘一架飞机的缘分。
反正这一路上三个多小时,他们这几个人相互间都聊得挺开心,挺投缘,甚至挺动情。
甚至飞机飞到东京在成田机场降落的时候,他们连空中俯瞰富士山的机会都放弃了。
而是用最后的这点时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和电话,约好以后有机会一起聚聚,另外也算是彼此有个应急的保险。
毕竟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
大家背井离乡的,日后难免有谁遇见难处。
各自的爹妈亲友都不在身边,那么老乡也算是一种依靠。
至于对宁卫民来说,他当然不需要这样的保险了。
不过他倒也不介意把自己的电话和坛宫的地址提供出去
不为别的,在他的心里,这些人的背景相对透明干净。
每个人待人都很真诚,且充满追求和梦想。
绝不像三十年后那些出国人员,身在异国他乡,反而感到本国同胞才是最坑人,最危险的,相互间充满了防备和冷漠。
这让他感到很温暖和开心,甚至以这样的老乡为荣。
尽管他不大可能会求助到这些人的头上,但他却能从这些人身上感到情感的慰藉,愿意适当的时候能够帮他们一把。
毕竟他来东京,目的就是为了抽日本人的血,反哺国家的。
虽然目前混得不错,可单靠一个人,能量太小,他也不乐意始终单军作战。
事实就是,他很难从那些海外的华人身上找到真正的同乡之情,来慰藉自己的孤独和寂寞。
甚至因为方言的缘故,语言和文化交流方面,他和那些在日本开餐厅的华侨老板们对话,比他跟日本人沟通都费劲,更别谈共同的志向了。
现在却不一样了,总算有真正的“家里人”来了。
退一万步讲,孤单寂寞的时候,起码也有人能懂自己,可以互相诉诉衷肠。
而且如果他们都能够混好了,都能够在各自领域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那对于京城人来日本淘金也是一种助力和成果。
大可以让更多的京城人更顺利,更方便地找到在日立足的窍门。
谁能说日后祖国的强盛,和这些八十年代前来海外追求梦想的人就没关系呢?
即使这些人达成所愿之后不愿归国,但起码也会把更多的外汇寄回给国内的亲人,难道这对目前急需外汇的国家不是好事?
于是下了飞机,宁卫民不但尽心尽力帮忙这些人办理入境手续,提醒他们别错过购买免税店的香烟,还好心地把书包里两本为坛宫职工印制的在日手册分送给了他们。
那上面都是在日生活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他为了尽快帮助职工们适应在日生活自己编写的,想必一定能为这几个人避免一些生活窘况。
并且他还大方的为每个人购买了从机场去新宿的大巴车票,连个体户小两口要争抢付钱都没用,毕竟那两个人日语不过关哪,哪儿抢的过他?
最终,宁卫民在新宿车站与这些人一一作别,可以说仁至义尽了。
而他的慷慨、仗义的榜一大哥形象,也为这些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每个人都感觉到日本之行开了个好头。
不过,哪怕包括宁卫民在内,这些人谁都没想到他们这次偶然相聚的缘分,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因为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们这些人在共同的努力下,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原本历史轨迹中赴日华夏留学生和研修生的境遇,并且大幅提高了旅居日本海外华人的地位。
也让客居日本华夏人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彼此的关系不再冷漠,不再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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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半小时后,脚下一片白茫茫,京城己被那一卷一卷的白云吞没了。
扩音器里,准时传来了女乘务员的那种程式化的甜腻腻的声音。
随后,飞机上的空乘人员照例开始了派餐工作。
而这个时候,心情稍感平复的宁卫民开始注意到这次旅行和他以前的经历比,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那就是在他座位的前后左右,都能隐约听见京城话的交谈,历来应该很安静的客舱环境,因此嘈杂了不少。
毫无疑问,这说明乘坐这架飞机的本国同胞,数量已经明显增多了。
因为事态重大,航班又少的缘故,为更早成行,宁卫民这次赴日还是坐经济舱。
他还真没想到,本次航班飞机里的乘客,既不像他去年八月份初次来日本时,几乎都是清一色纯粹的外籍旅客。
也不像他今年春节过后带坛宫的职工们集体赴日时,飞机上掺杂了一些去日本淘金的港澳客和零星几个出国考察的干部。
这一次除了他之外,居然还有不少衣着普通的京城人,看样子应该是留学生。
就比如他旁边的这位年纪跟他相仿的小伙儿。
虽然人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带着眼镜,有点洋气。
但西服里面的毛背心一看就是家人手工织出来的,随身的皮包是国内目前流行的款式,手表是双菱牌的石英表。
最关键的是他对飞机里的一切都陌生,都好奇。
起飞前,光系安全带就忙和半天,最后还是在空乘人员帮助之下才完成的。
起飞后,脑袋一个劲往宁卫民靠着的窗户外探望。
吃飞机配给早餐的时候就更明显了,连一杯普通的牛奶也让他很是享受,啧啧称叹。
这一切都能说明他是第一次乘坐飞机。
终于,宁卫民醍醐灌顶,开始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那就是国内同胞的赴日潮正拉开序幕。
三十年后的人们,都知道八九十年代这段时间,沪海人去日本的多。
其实京城人也不少,甚至因为地处首都,办签证更方便些,京城人要比沪海人去的还多,还要更早成行。
这既与日本政府1983年提出的“十万留学生计划”有关,也与国内出国潮愈演愈烈有关。
不得不说,如今国内的人想出去可是都快想疯了。
越来越多的人做起了他们的出国梦——到西方去,过西方人那样的生活。
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到了非理性的程度。
比如在年轻人中,甚至有些刚刚结婚的妻子每天对丈夫耳边唠叨,怪其无能,没有男子气,原因就是他安于现状,没有像身边的某位朋友那样设法出国。
由于两年前,史泰龙主演的美国电影《胜利大逃亡》曾在国内上映,所以这段时期,许多人都把出国的人戏谑地叫做“胜利大逃亡”。
这样说法当然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但是反映了那个时候人们一种普遍的极端心态。
好像能找到任何关系、任何的途径,怎么着都行,只要能出国就行。
目的地的首选当然是欧美发达国家,但大家这么一窝蜂的想出去,这条路肯定就窄了。
像曲笑能前往法国巴黎去挣法郎,完全是因为她从事的是模特工作,还有好友石凯在巴黎帮忙运作一切,一般人可没这样的福气和路子。
于是随着拒签开始变得普遍,有些聪明人就转而求其次——出走日本,到这个亚洲最发达国家来寻梦。
也就是说,国人赴日其实要比赴美和去欧洲,慢上一拍的。
从1983年开始算起,差不多就是三年的时间。
宁卫民和身边这个小伙儿攀谈,是从提醒他“如果喜欢,飞机上的牛奶可以续杯”,开始的。
果不其然,小伙儿充满惊喜又要到了一杯牛奶后,他的回应也验证了宁卫民内心的判断。
“谢谢啦哥们儿,哎哟,原来咱们是老乡,你也是京城人啊?”
“当然啦,哥们儿,你以为呢?”
“啊呀,我还一直以为你是日本人呢。”
“骂我?我可听出来了……”
“哎哟,不敢不敢,没那意思。我是说,伱看起来……衣着不凡,颇有气质,洋气得很呢,一看就是个事业有成的大人物,比处长都有派。”
“哈哈,你可真逗。认识一下吧,我叫宁卫民。你呢?”
见宁卫民主动伸出了手,对方也伸出手来回应,并且自报家门。
“我叫刘洋,学工科的,不过这次去日本留学,是想再拿个实用点的学历。哎,看你的样子这么轻松,去日本应该不是去读书的吧?”
“不是,我是开餐厅的。商务签证。”
“开餐厅?”
“对,去拯救日本人的舌头和肠胃。我在坛宫饭庄工作,在日本开了分店,听说过坛宫吗?”
“哎哟,怎么没听说过?最正宗的御膳,算是咱京城最牛的餐厅了!不过我可没去过,听说那贼贵,都是老外。就我这每月不到一百块钱的工资,可顶不住。失敬失敬,难怪难怪,看你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敢情真是货真价实的财主啊。我这样的穷学生可没法跟你比。”
宁卫民笑了笑,为了谈话轻松点,索性拿对方的姓名开起玩笑。
“哎哟,你也不错啊,其实工科就很实用。现在的落寞是暂时的,国内早晚会有你的天地。当然,现在你能走出来,也不能说不对。你看你这名儿,起得多好?留洋!看来天生就注定要留学深造的,是公派?”
“哪儿啊,我可没那个福气,自费。不瞒你说,纯粹是被逼得没辙了,靠着家里砸锅卖铁,才办出来的。”
“怎么会?不至于,你可是大学生,天之骄子啊。”
“大学生算狗屁的天之骄子。你是不知道,我分到的研究所,那儿连扫院子的,打开水的都是大学生。五十年代毕业的老前辈才能混上个办公桌。我成天就负责图书馆里整理资料和旧书。你想想,我这大学不白上了?这不,就因为我在总务科,算二线人员,连七块五的洗理费都给我降到两块了,一个月就发一张澡票。这不是欺负人吗?我一气就出来了。咱不争馒头争口气。我横不能白念四年大学,这辈子就混成一图书管理员吧?”
结果他这么一说啊,隔壁邻座也有人响应起来了。
“可不,走就对了。出去起码还有可能活得精彩点,留下就真是等死发臭了。”
那位搭话茬的叫陈颂,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学习的是音乐学专业。
他出国也是为求学,长期以来的封闭,使国内的音乐创作和演奏远离了国际舞台。
而音乐学理论方面的落后,让他萌生了走出去看一看的念头。
特别是他毕业之后进了东方歌舞团,然后看着艺术团的那些元老啊,明星啊,出国的出国,考研的考研,就更让他耐不住寂寞想要出来闯闯了。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无法学以致用的问题。
陈颂在东方歌舞团也没有什么搞创作的机会,挂着音乐编导的名,好不容易写出了两首自己满意的歌,可团长一点没看就给扔一边去了。
平常里上班也就负责舞台的杂活,拉拉幕布,搬搬梯子,调整灯光什么的。
说白了,合着他就是个拿正式工工资的小工。
总而言之,通过这两位的遭遇,这也只能说国内目前许多单位的人才调配和使用方面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生存空间狭小,没法发挥所长,这同样是许多人想要出国寻找自我价值的原因。
至少对于宁卫民遇见的这两位,并不是完全的崇洋媚外使然。
然而最让人意外的是,距离他们不远的一排前座,居然还坐了一对儿个体户。
男的叫李小江,女的叫王艳,他们俩原本是西单夜市倒腾服装的。
这对男女,听见他们的闲聊,也忍不住插嘴加入进来了。
而他们这一开口,那才真是彰显了让人不能不萌生出佩服的闯荡精神。
“你们也是出去留学的?”刘洋一开始还有点不信。
“对了,怎么了,别瞧不起人。喏,入学通知书,财产保证书,纳税证明,护照,留学手续,我们都全了。”
王艳面色略有不悦地从手提包里拿出自己的证件。
“可以啊,看来还是你们个体户有本事,自费留学更容易些,至少钱不成问题。”陈颂赶紧打圆场。
“可不,要不这一个人万八千的学费怎么交得起。”王艳这才缓和了神色。
“哎,许多日本本科毕业的人都想以自费的方式去日本学习,就因为没这万八千的去不成。”刘洋不禁哀叹一声,感慨起来。
自费留学,那确实是一项复杂又庞大的工程,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谈何容易?
就筹款一项,导演了多少人间悲喜剧?
所以,敢于办自费留学的人不但是条好汉,也是一个赌棍。
而刘洋虽然没谈他是怎么筹款的,但通过这一声叹息,显然就是深知其中滋味的人。
“那没办法了,国内就这种情况。大学教授每月二百六十块工资,我们俩每天就能挣二百六,要不说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呢……”李小江面有得色。
“那你们这么有钱,干嘛还要出国闯荡啊?”刘洋羡慕中,又有点不明白了。
“正因为有钱才有可能出去闯荡啊。”王艳理所应当的说,“我们钱是不少,可没有见识和知识也不行啊,再这么下去,迟早被市场淘汰。”
“呦呵,你们还挺超前,居然有竞争意识?”
刘洋不愧理工男,说话就是冲,明明好话吧,可不讲究方式,让人听了就不爽。
果不其然,王艳再次不悦地撇了他一眼。
“多新鲜啊。你以为服装摊好练呢?服装的款式、颜色、潮流,哪一样跟不上也不行,挣钱是快,可砸手里就该哭了……”
这时,宁卫民也不禁插了嘴,好意提醒他们。
“我看你们的入学通知书那是语言学校吧?那你们去东京只能先学日语,等过了语言关,你们要想念商科,恐怕还得考试。你们俩的计划虽然很不错,可变数不小啊……”
“那可未必。我们的计划就是上午学日语,下午去打工——在工作中学习经营,又挣钱又学习,不比上学更管用?听说日本人一天的工资就能顶上咱们国内一个月。再累也没我们挤着火车花城京城两头跑累吧。所以我们就是扔了买卖也不亏,还长了见识呢。”王艳说。
“啊?合着你们来日本还是为了挣钱啊。”刘洋恍然大悟,但语气又多少有点不屑。
这一下气得王艳索性翻了一个白眼给他。
“又不是去偷,同样是劳动所得,干嘛不理直气壮?”
李小江此时也声援起自己的女朋友。
“对,在我们看来,其实去学校上学倒没那么重要。像你们的生活轨迹,是小学,中学,大学,国家干部,出国留学。我的生活轨迹呢,就是小学,插队,打架,劳教,倒爷——出国留学。这也算殊途同归吧。而且刚才听了你们的话,我觉得咱们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在不尽人意的生活里寻找更好的可能。我们也需要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啊。”
最后一句,绝对触动人心。
谁都没想到李小江能说出这样高水平的话来,一下子,几个人竟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让机舱的环境奇妙地寂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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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这个时代,能够勇于走出国门的国人还是少数。
头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几乎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堪称胆量和素质兼备。
或许是因为谁心里都明白,出国是一种新的开始,过去各自的身份,成就,打这儿起就全都没用了,大家又落在了一个一边儿齐的新平台上。
同乡的情分和共同的成长背景,反而成了更重要的东西,让大家都挺珍惜共乘一架飞机的缘分。
反正这一路上三个多小时,他们这几个人相互间都聊得挺开心,挺投缘,甚至挺动情。
甚至飞机飞到东京在成田机场降落的时候,他们连空中俯瞰富士山的机会都放弃了。
而是用最后的这点时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和电话,约好以后有机会一起聚聚,另外也算是彼此有个应急的保险。
毕竟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
大家背井离乡的,日后难免有谁遇见难处。
各自的爹妈亲友都不在身边,那么老乡也算是一种依靠。
至于对宁卫民来说,他当然不需要这样的保险了。
不过他倒也不介意把自己的电话和坛宫的地址提供出去
不为别的,在他的心里,这些人的背景相对透明干净。
每个人待人都很真诚,且充满追求和梦想。
绝不像三十年后那些出国人员,身在异国他乡,反而感到本国同胞才是最坑人,最危险的,相互间充满了防备和冷漠。
这让他感到很温暖和开心,甚至以这样的老乡为荣。
尽管他不大可能会求助到这些人的头上,但他却能从这些人身上感到情感的慰藉,愿意适当的时候能够帮他们一把。
毕竟他来东京,目的就是为了抽日本人的血,反哺国家的。
虽然目前混得不错,可单靠一个人,能量太小,他也不乐意始终单军作战。
事实就是,他很难从那些海外的华人身上找到真正的同乡之情,来慰藉自己的孤独和寂寞。
甚至因为方言的缘故,语言和文化交流方面,他和那些在日本开餐厅的华侨老板们对话,比他跟日本人沟通都费劲,更别谈共同的志向了。
现在却不一样了,总算有真正的“家里人”来了。
退一万步讲,孤单寂寞的时候,起码也有人能懂自己,可以互相诉诉衷肠。
而且如果他们都能够混好了,都能够在各自领域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那对于京城人来日本淘金也是一种助力和成果。
大可以让更多的京城人更顺利,更方便地找到在日立足的窍门。
谁能说日后祖国的强盛,和这些八十年代前来海外追求梦想的人就没关系呢?
即使这些人达成所愿之后不愿归国,但起码也会把更多的外汇寄回给国内的亲人,难道这对目前急需外汇的国家不是好事?
于是下了飞机,宁卫民不但尽心尽力帮忙这些人办理入境手续,提醒他们别错过购买免税店的香烟,还好心地把书包里两本为坛宫职工印制的在日手册分送给了他们。
那上面都是在日生活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他为了尽快帮助职工们适应在日生活自己编写的,想必一定能为这几个人避免一些生活窘况。
并且他还大方的为每个人购买了从机场去新宿的大巴车票,连个体户小两口要争抢付钱都没用,毕竟那两个人日语不过关哪,哪儿抢的过他?
最终,宁卫民在新宿车站与这些人一一作别,可以说仁至义尽了。
而他的慷慨、仗义的榜一大哥形象,也为这些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每个人都感觉到日本之行开了个好头。
不过,哪怕包括宁卫民在内,这些人谁都没想到他们这次偶然相聚的缘分,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因为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们这些人在共同的努力下,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原本历史轨迹中赴日华夏留学生和研修生的境遇,并且大幅提高了旅居日本海外华人的地位。
也让客居日本华夏人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彼此的关系不再冷漠,不再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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