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金融问题

    民国成立后，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东北也是银两和银元并行，这两种属于硬通货，此外，作为奉军的中央银行的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奉票属于官方纸币。再加上日本人的朝鲜银行、正金银行发行的日本货币，东三省的货币十分混乱。

    先说说银两，明清朝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都是处于入超，我们不需要洋人的东西，而洋人却大量购买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都是拉一船银子到中国，拉走一船瓷器、茶叶和丝绸等物品，据统计，当时世界上70%的白银都流入中国，白银唐宋元时期在中国只是大额交易用的货币，在日常中都只是用铜钱，所以我们看宋朝说多少钱就是说多少多少贯，一贯就是一千文钱左右。而到了明清，由于大量白银的流入，白银成了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说南京条约满清赔钱2000万两，甲午战争赔偿两亿两，都是白银。简单的说就是银子一两，民国时期一斤十六两，每市斤相当于现在克，所以一两银子合现在就是克，现在银价大概在4块钱左右，所以不计算白银纯度之类的问题的话，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50元左右，可以说是相当值钱的。

    但是白银在使用过程中有个问题，就是面值太大，各个时期情况的不同，一两银子相当于500-1500文钱，而当时一文钱就能买一个烧饼。有历史学家计算，清末，根据粮食的等价购买力计算，1个铜钱大约值现在两毛钱人民币，一两银子约值现在170元人民币。再加上银两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额数，各级政府收到税收之后都是将散碎银两融化重新铸造成银锭方便点验、储存和运输，这个其中就产生了火耗。政府花出去，民间再又将其剪碎成散碎银两进行流通。所以我们看以前人做生意收到银两，先需要检查银子的成色也就是含银量，然后称重，非常不方便。

    后来，洋人在和我们做生意的过程中，带来了银元，最开始是西班牙人带来的鹰洋，是西班牙在墨西哥铸造的，钱币的正面都铸有一只老鹰，所以叫鹰洋。鹰洋像现在的硬币一样外圆上有滚边，成色、重量统一，使用非常方便，所以很快就流行起来。银元其实说白了就是标准化的银两，也是硬通货。中国最早自己铸造银元是在清朝末期光绪年间，但是名气最大的肯定是袁世凯时期铸造的袁大头，铸造量大，使用广泛。这段时期，中国一直是银元银两通用，直到1933年南京中央政府才确定废两改元，全国通用银元。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银元种类繁多，有袁大头、孙小头、各省自铸的银元，以当时最流行的袁大头来说，袁大头是民国时期主要流通货币之一，“袁大头”是对袁世凯像系列硬币的口语俗称，严谨点说叫“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又成为正式大总统。当时，为了巩固国内政局稳定，发展民族经济，也为“制宪”和“称帝”作准备，于是发布《国币条例》，毅然决定在全国“统一币制”。铸造跨度从1914年至1951年，总发行量超过亿枚。其重量是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材质是银占90%，铜占10%，以后就改为了银占89%，铜占11%，一枚成品银元的重量是7钱2分。也就是一银元含银克，如果按照当前4元每克的银价，一银元大约值100元人民币左右。本小说也是按照这个比值来计算。

    奉票，非固有名词而是。地区观念上之一种俗称。年久遂成一固定名词，后被各项史料所沿用。它是指使用于清末至1931年、主要流通于辽宁省内的一种不兑换纸币。奉票发行总额最初不过五千万元，仅是准备金的两倍半，皆以银洋为本位，按一般周转比例不算多。后随经济的发展，并从政府取得了纸币发行权，而导致大量发行纸币，结果产生纸币与现洋间之差值。至民国5年银洋与奉票间价值之差更甚，加之“日租界”从中作乱煽动，遂发生奉票挤兑风潮。事后所谓轰动国内之奉票问题便由此开始。由于信用不足，发行量太大，以及拒绝兑换，奉票贬值十分厉害，作为主要货币的奉票原本规定了可兑换银元的汇率，但是奉票本身在东北是不能兑换的，因为张作霖连年扩军备战，需求日广，而东三省的财政收入有限，可是军费开支却是无底洞一样，仅靠增税都没办法应付了，只能滥发货币，奉票的总发行额年年攀升，1916年底为1508万元，1922年底为3600万元，1924年11月为22328万元，1925年为51372万元，到1928年更是狂增到130亿元。1912年，100元日本金票可兑换奉票120元，王永江1917年临危受命，大胆进行金融改革后，奉票日渐坚挺，1918年100元日本金票可兑换97元，1919年更降至93元。此后，随着张作霖的争霸战争开始，到1926年已升至359元，1927年为957元，1928年更暴增至2,510元，此后每年均翻一番，1930年为10,057元，到1931年，已达到13,483元。

    有些人不明白日本金票兑换的意义，觉得地方货币的汇率和通货膨胀没关系。事实上，奉票是一种银本位货币，面额为银元，但其信用并非来自足量的贵金属准备金，而是来自东北的大豆出口贸易，这个贸易的主要二传手就是日本，换回来的也就是这种“金票”，因此，金票某种程度上就是奉票的信用保证。拿1921年100金票换139元奉票的标准来比1930年，奉票贬值7100%，农民的税负才涨了100%，看起来够厚道了，问题是，张氏政权还规定粮食，尤其是大豆收储必须使用奉票就算，这个商品化的过程，里外里农民还是得被拔掉一层皮。

    张作霖以及张学良通过东三省关银号发行不兑换的奉票，当作军饷发给士兵，当作购粮款向农民买粮食大豆，士兵拿着军饷向商户买粮买物，农民也用奉票买东西，如果说发行量正常，商户拿着奉票去缴税去交易，那么当然就没有问题，可是一旦当发行量超过了整个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尤其是28年张作霖进军关内，由于关内不收奉票，张作霖将东北的现洋席卷一空拿到关内当军饷，所有的人都知道奉票要贬值了，谁都不敢收奉票。与有限度的财政能力相比，超高消费能力的军事活动无异于一个无底洞。倾整个民国时代，没有一个理财家能够成功供应居高不下的军费。甚至可以说，大大小小的军政组织，每每因为应付永远没有止境的战费，而在首先让国民经济崩盘之后，让自己崩盘。

    东北历任的民政长官，精明强干的王永江、老实忠厚的刘尚清等人全都是整顿金融，化解奉票挤兑、贬值而上台备受重用，可是面对无底洞一样的军费开支，任何人也没有办法。

    到张学良上任之后，奉票贬值带来的经济问题愈演愈烈，东北的财政危机也一直没有解决，东北的财政收入不过五千万大洋左右，可是军队却达到近四十万，兵工厂每年的预算达到两千万，对此，张学良的方针是裁剪军队，减少支出。将军队减少到三十万，将兵工厂的预算减到数百万，让兵工厂、迫击炮厂转型生产民用产品自己养活自己。但是积重难返，东北的经济问题一直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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