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6节 柏林 1

    7月27日下午，蒋纬国一行人乘坐火车，抵达德国首都柏林。

    刚到柏林，蒋纬国就感到了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蓬勃朝气。尽管此时的德国还未完全从上次世界大战的战败阴影中恢复过来，但这个国家已经明显得到重生，萧条破败之景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日新月异的繁荣昌盛，举目望去，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画面，希望的阳光和煦地照在这片处于欧洲十字中心的土地上。城市的街道上，行人车辆井然有序，一栋栋高楼大厦在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整个国家一片忙碌、积极向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沿途街道的楼房上都悬挂着大量的纳粹党“卐”字旗帜，黑色和红色交汇着，显示出了一种铁血的锋芒。三年半前，德国现任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正式上台时，德国的失业率高达20%，六百多万人没有工作，但现在，德国的失业率几乎为零，并且希特勒在上台时郑重承诺的“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都有面包和牛奶”的诺言已经基本实现，因为希特勒的领导和指引，德国的国力正在重振，德国的军队正在重建，德国的经济正在复苏，德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正在复兴，德国民众看到了希望和未来。即便是蒋纬国这个外国人，也感同身受地理解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狂热爱戴和衷心拥护，因为德国民众根本没理由不爱戴、不拥护希特勒。一战结束后的德国因为战败，不但从世界一流强国沦为三四流国家，并且还被迫签署了极度损害德国利益的《凡尔赛条约》，德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都一落千丈，德国陆军只允许保留十万人，海军只允许保留很小的规模，空军更加是不允许存在。毋庸置疑，德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被前所未有地践踏了，所有德国人都渴望德国能出现一个铁腕领导人，带领他们重拾昔日的尊严、荣耀、辉煌，而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人。去年春，德国军队正式开始扩军，今年三月，德国军队重新进入莱茵区。德国的莱茵区等同于中国的上海，莱茵区本是德国的领土，上海本是中国的领土，但英法列强不允许德国在莱茵区驻军，而日本不允许中国在上海驻军，可想而知，当德国军队重新进入莱茵区时，德国民众是何等激动，因为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希特勒在领导他们走向复兴。

    “古今中外，各种形形色色的独裁者犹如过江之鲫。”蒋纬国暗想道，“有的独裁者毫无真本事，只是依靠谎言欺骗民众，通过洗脑手段把自己伪装成民众心里的‘神’，而希特勒虽然也是独裁者，但他是有真本事的，他是依靠真材实料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的卓越成就，成功赢得德国民众对他发自肺腑的热爱。”

    前来迎接蒋纬国、蒋百里、沈嗣良一行人的是以国民政府驻德大使程天放为首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众人互相见面后，客套寒暄一番，然后在程天放的安排下，一起住进了大使馆里，这么安排也是无奈的，因为经费缺乏。虽然蒋纬国给体育代表团提供了两万美元的赞助资金，但代表团成员们决定能省就省，绝不铺张浪费。

    “百里先生，我在你们到柏林前就已经向德国政府递交了请求函，希望希特勒元首安排时间接见你们，德国政府对此已经表示同意。”单独会谈时，程天放对蒋百里和蒋纬国说道。

    “那就好。”蒋百里轻轻地松口气，“希特勒既然肯见面，说明他暂时还不想排斥中国或放弃中国，那我们继续维持中德关系就有希望了。”

    “不过…”程天放脸上掠过一丝阴郁神色。

    “怎么了？”蒋纬国问道。

    程天放叹口气：“日本驻德大使馆武官大岛浩一直在柏林频频活动，跟德国军政高层们屡屡单独会面，还曾得到希特勒的两次亲自接见，另外，日本访德特使松冈洋右和白鸟敏夫此时也在柏林进行各方面政治活动，目的很明确，就是说服德国放弃中国，转而跟日本结盟。虽然希特勒的态度还不甚明朗，但各方面迹象都表明，希特勒正越来越倾向于跟日本结盟。”

    “日本人的动作也不慢啊…”蒋百里脸上同样浮出了阴郁神色，“看来，我们这次德国之行怕是不会那么顺利了。”

    蒋纬国冷哼一声：“怕什么？战场上，我们要打败日本人，外交舞台上，我们也要打败日本人！”

    蒋百里看着蒋纬国，略有些无奈地笑了笑，他认为蒋纬国此话只是年轻气盛之语，因为他非常清楚，继续维持中德关系已经非常困难了，更何况还有日本人在中德两国间百般阻挠。

    蒋百里此次来德国是奉蒋介石命令出使欧洲，要与日本展开外交战，为即将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竭力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其中，德国是重点，也是关键核心。蒋介石指示蒋百里，要尽一切手段破坏德、意、日三国的合作和联盟，即使不能圆满完成任务，至少也要能说服希特勒不要跟日本搞得那么热乎，不要支持日本进攻中国，哪怕在中日开战后保持中立也好，同时使德国不要阻止和妨碍中国政府的自主对日作战。眼下的德国是中国最重要、最依赖的合作盟友，如果这个盟友站到中国敌人日本那一边，很显然，对中国的打击会是非常沉重的。

    此时中德两国外交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亲密无间的蜜月期。事实上，翻阅一八四〇年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不难发现，日本、苏俄、英国、法国等东西方列强大国无一不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这四国无不让中国人痛恨得咬牙切齿，而反观同样属于西方列强之一但却屡受围攻的德国，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对其充满一种奇特的好感。首先，德国虽然也曾对中国发动过入侵殖民战争，但规模和带来的危害比起日、苏、英、法四国要小得多；其次，德国是西方列强里完成国家统一以及帝国崛起比较晚的国家（德国直到1871年才完成统一，而英国在三十年前就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了），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自然屡屡地遭受英法苏（俄）等国的联合打压、政治孤立、外交丑化、经济封锁、军事干涉等群攻，这自然使得同病相怜的中国对其产生同情感，况且“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也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第三，德国人的性格和在世界上的信誉要比英法日苏等国好得多。比如在非洲，为德国人做事的非洲人能获得不低于德国本土工人的薪水，而英法等国则完全是粗暴奴役，当地人被迫干活后一分钱得不到也非常正常的事情，德国人严谨、公平、认真、古板的国民性格比起自称是“上帝的选民”但却堂而皇之干着魔鬼撒旦事情的英法苏日等国赤裸裸的强盗嘴脸无疑要让中国人更感到能够接受和欢迎。而在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和中国签订了公平互利的平等条约的西方大国就是德国；第四，德国人拥有世界一流的军工素质和科技水平，工业发达也冠于全球，但其本土狭小且资源匮乏，而中国地大物博，却积弱久矣，工业和科技都十分落后，两国都有崛起强盛起来的决心和意愿，并且两国相隔万里，在领土争端、国家利益上基本没有较大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两国屡屡联盟、取长补短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自清末开始，中德就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和军火贸易同盟。由于德国刚刚完成了统一，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德国对中国基本没有怀有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野心，而中国也将德国看作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西方伙伴，清朝末期的新军编制基本都是德国武官制定的，清军装备的现代化的火枪、火炮、军舰也大多数都由德国生产，比如著名的克虏伯大炮、北洋水师的“定远”级装甲战列舰和“经远”级装甲巡洋舰，北洋政府的现代化军队也都是由德国教官顾问所建。甲午战争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对中国采取了与其他大国“趁火打劫、蜂拥瓜分”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怀仁态度，清朝辅政大臣李鸿章也多次访德，以学习德国迅速强大的经验。另外，德国对中国的援助也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比如，来自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的德国工程师帮助中国建立了近代第一批的发电厂和炼钢厂；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在颐和园中安装了中国的第一盏电灯，北京的第一家自来水厂就使用着德国AEG电机和水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前后，由于德国已经成功崛起，因此也有了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中德关系就此陷入低谷，直到后来一九一八年双方互相宣战而彻底破裂。

    北洋政府垮台和中国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后，中德两国又再次携手。原因也很简单，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国力被大幅度削弱，又陷入崛起之前的穷困、无助状态，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仍然是东西方列强瓜分和殖民的对象。两个又穷又弱的国家因此不得不再次联盟起来，再次取长补短，以实现各自的复兴目标。此时的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连年混战状态，因此军火需求数量庞大，这就使得作为军火生产大国的德国开始着眼于打入中国庞大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市场。另外，德国对中国的内政不感兴趣，双方政府也不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发生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认为德国历史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德国的统一可作为国民政府真正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再度联手合作。

    这场第二次“中德合作”是从1920年开始的（第一次“中德合作”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与德国的合作）。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建立后，中国是德国远东最大贸易伙伴，中德两国在去年（1935年）的贸易额超过2亿美元，而同年的日德两国的贸易额则不满1亿美元。德国急需中国出产的钨砂、猪鬃、桐油、锑、锰、锡等工业资源，作为交换，中国从德国这里获得大量德式武器，并且大批的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帮助国民政府建立现代化的德械军队以及指导蒋介石“剿灭共匪内乱”，因此历史上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德械师、中央教导师都是戴着德式M-35钢盔、拿着德式枪械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曾预计建设三十个整编德械师以备抗战，后来这些精锐部队大部分都消耗在了淞沪战场和南京保卫战中），而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巨大也是因为国民军在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实施了正确而有效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囚笼蚕食”战术，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平定两广事变等许多重大军事行动中也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出色表现。即便1937年7月中日全面开战后，中德合作关系还是藕断丝连，希特勒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1941年德国承认“满洲国”和“汪伪南京政府”以及中德两国正式互相宣战才完全结束这场“中德合作”。

    此时的希特勒和德国军政高层对中国这个多年来跟自己同病相怜、互相帮助的“老朋友”的态度是非常纠结的，如果中国是一个强大国家，那自然并且必然会成为德国最理想的盟友，但时至今日，中国还是一个又大又弱的泥足巨人，而跟中国不共戴天的日本则因为不断崛起而越来越得到德国的欢迎和另眼相看。希特勒明白，德国想要征服欧洲、击败英法苏等敌国，必须要有几个可靠而强大的盟友，除了意大利外，德国要在彼此关系水火不容的中日两国间选择一个。南京方面和东京方面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两国的外交人员在柏林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外交博弈，两国特使犹如过江之鲫般不断从南京东京来到柏林，蒋百里就是担任着这样的使命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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