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节 紧锣密鼓 4

    中日议和停战以及德中日意四国联盟成立后，中国得到了真正“和平发展、和平建设”的时间，这段“和平时间”要远远地比先前的“黄金十年”（年）更加安宁，因为黄金十年期间，日本一直都在外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但在眼下，日本这个“中国最大外患”已经暂时性地不存在了，使得中国可以极大地如释重负，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国内的发展和建设事业。同时，东亚局势也更加复杂了。中日议和停战，是明摆着的，是公开的事，但德中日意四国联盟是秘密的，美、英、法、苏等国自然知道中日已经不打了，从表面上看，中日议和停战，因为“两国都被战争的巨大消耗拖得摇摇欲坠，所以暂时性地不打了，暗中抓紧时间、积蓄实力，准备下一场的中日全面大战”，但是，中日议和停战这件大事中出现德国的影子，就使得这件大事变得令人玩味了，美英法苏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或多或少地刺探到了一点内幕，隐隐间，中日议和停战似乎与“德中日勾结”挂上了钩。美英法苏高层不得不给予高度重视，其中对此最重视的自然是苏联，因为“德中日勾结”堪称苏联的噩梦，日本素来对苏联怀有领土觊觎野心，德国一直对苏联磨刀霍霍，中国也跟苏联有着深仇大恨，如果这三国联起手，苏联的安全处境就极度不妙了。莫斯科方面，斯大林与众苏联军政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反复地商讨对策，最后得出两大策略：

    第一，按兵不动，怂恿中日继续开战，让中日继续打成一团，互相耗尽国力军力；

    第二，果断出手，获得一大块战略缓冲区，从而加强苏联远东国土的安全度，这块“战略缓冲区”可以从两个地方获得，一是中国国土，二是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斯大林等高层在认真研究后，倾向于第二个，因为，苏联出兵中国的弊端太大，一来中国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干什么“得罪”苏联的事，所以苏联出师无名，如果强行出兵，苏联就跟日本一样都是侵略中国的侵略者了，必然会让苏联在国际上承受骂名，让苏联的国际名誉一落千丈，此举还会导致中国境内的亲苏亲共势力、组织、人员与苏联离心背德或在中国境内成为过街老鼠，影响中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事业的发展，同时，苏联出兵中国，还可能本末倒置，导致中国彻底跟德日合伙，那苏联就得不偿失了，另外，苏联已经跟中国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出兵中国就是赤裸裸的撕毁条约、言而无信，彻底让苏联的国际声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并且，苏联也没必要出兵中国，因为中国的新疆、外蒙古地区已经在苏联的渗透和半控制中，新疆和外蒙古就是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区（虽然这两个地方都是中国的国土，但苏联肯定不可能拿出自己的国土作为中苏之间的缓冲区）；所以，苏联应该出兵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一来，日本侵略中国，苏联可以打着“帮助中国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冠冕堂皇的旗号，从而出师有名，赢得国际上的赞誉，还能为中国境内的亲苏亲共势力、组织、人员提供道义上的优势，赢得人心，助其获得生存发展的政治条件；二来，苏联此举还可以拉拢中国，破坏“德中日三国联盟”，苏联到时候故意归还一部分日占区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一来难以不动心，二来无法拒绝，逻辑是现成的：日本侵略中国，苏联慨然帮助中国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了一部分中国沦陷区，中国政府怎么能不要？中国政府不要，岂不是卖国求荣？中国政府一旦收下苏联的“礼物”，德中日联盟就会出现内部分裂，德日会怀疑中国暗地里跟苏联勾结了，在背后出卖德日，可以想象，日本本来就极度不信任中国，看到苏联帮助中国打日本，日本高层肯定会彻底恼怒，彻底跟中国翻脸，甚至爆发中日下一场全面战争，苏联就实现目的了；三来，苏联到时候名正言顺地占领一部分中国国土（日占区），可以让中国境内的亲苏势力获得生存空间；四来，不久前的张鼓峰战役中，苏日军队正式交手，日军连连溃败，丢失了张鼓峰，还被苏军趁机占领了张鼓峰附近一大片地区，所以苏军高层认为日军战斗力“不过如此”，从而对打败日军充满信心（实际上，张鼓峰战役中，日军是害怕受到中苏军队夹击，所以采取了避战退让对策）。

    打定主意的斯大林传唤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元帅，向他下达了两个命令：

    第一，加强对新疆和外蒙古的控制，要让这两个地方“完全地被苏联控制”，但为了不过度地刺激到中国以及考虑到国际舆论影响，暂缓外蒙古的独立，拒绝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多次提出“苏联帮助新疆人民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新疆脱离中国、加盟苏联”的请求，苏联政府仍然承认新疆、外蒙古都是中国的领土，但在暗中要实质性地控制住新疆和外蒙古；

    第二，准备对中国境内的日军发动一场“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局部战争”，目标是攻占黑龙江省和吉林省，让这两个省变成苏联在远东与日本之间的陆上战略缓冲区。

    “是！斯大林同志！”布柳赫尔元帅肃然领命（原先历史上，布柳赫尔元帅在大清洗末期也就是月被秘密处决，但此时受中日战争也就是蒋纬国的“蝴蝶效应”影响，幸运地没有搭上大清洗的死亡末班车，躲过了一劫。）。

    东亚局势越来越波云诡谲、暗流涌动。

    世界大战已经越来越近，德国在争分夺秒地发展国力军力，日本也在拼命地发展国力军力（根据德中两国的要求，日本陆军进行裁军并保持现状不变，日本军队把大部分的资金资源都用于日本海军的扩建），中国同样在拼命地发展着国力军力，此时，中国的领土情况是这样的：被日本占领着四省二市（辽吉黑台、津沪），被苏联控制着外蒙古和新疆，西北三省（宁夏、甘肃、青海）被马家军控制着，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处于半独立状态，西康省是刘文辉的地盘，云南省是龙云的地盘，广西省是李宗仁的地盘，四川省在刘湘死后陷入了四分五裂，虽然蒋介石具备了全面控制四川省的条件，但不少川军内部实力派还进行着抗拒，包括四川省在内，国民政府的国统区总计18省3市（北平市、重庆市、南京市。民国时期设有“特别市”，相当于后世直辖市，北平、南京、重庆、天津、上海此时都属于“特别市”），蒋纬国目前管理着鲁、晋、冀、绥、察、热、平6省1市，蒋介石目前控制着南方的12省2市（苏、浙、皖、豫、陕、鄂、湘、川、贵、赣、闽、粤、渝、宁），父子俩地盘一比二。蒋纬国在北方发展，蒋介石在南方也发展，但蒋介石发展得明显不如蒋纬国，因为南方地盘内部太复杂，反对势力太多，各种派系盘根错节，蒋介石光是忙着铲除异己都忙得焦头烂额，自然不能像蒋纬国那么“幸福”，蒋纬国的华北六省一市内几乎不存在反对派（都在战争中被扫荡一空了，就算还有什么残渣余孽，也不是蒋纬国的对手），总体上讲，南方主要发展农业、商业、轻工业等，蒋纬国的华北则百业一应俱全，并且国统区七成以上重工业在华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蒋纬国不择手段捞来的巨额资金，还有德国人、犹太人、海外侨胞等势力的帮助，加上蒋纬国的“特殊能力”，蒋纬国在华北搞得比蒋介石在南方更加红红火火。

    蒋纬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弄钱，目的不是为了“有钱”，而是为了发展，为了建设实业。政府腰包要有钱，还要让老百姓腰包也有钱，同时，光有钱不行，要有实业，不然就像清末那样了，gdp世界第一，但都是农业和少部分商业带来的，没有工业没有实业，华而不实。搞钱时，蒋纬国也想过一些另类的办法，比如开赌场、卖彩票、伪造外币假钞、纳妾交税等，甚至，他还想过后世的一种暴富敛财的“捷径”：炒房。但这些堪称“馊主意”的办法统统被蒋纬国否决了，因为他不能刮地皮，不能制造泡沫经济，他需要的是真真正正的实体经济。

    国民政府在经济上的弊端沉珂实在太繁杂太严重，所以蒋纬国不但要在军事上“独立”，还要在经济上“独立”。枪、钱，没有什么比这两样东西在这个乱世中更重要的了。蒋纬国召请众多经济学家，认真地分析过，国民政府当初的“黄金十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和成就，在革新刑法、稳定物价、改革货币、交通建设、改善公共卫生、禁毒、扩大农工生产、教育推广等很多方面的成绩和进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弊端也很多，比如国家柱石的重工业，发展得十分有限，钢铁工业甚至还出现倒退，清末建设的汉阳炼钢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每年产钢五万吨，但在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却停产倒闭了（不止如此，原先历史上，日本即将发动侵华战争时，国民政府却迟迟没有把东部工业迁到西部去，直到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工业遭到重大损失，国民政府才亡羊补牢地匆忙展开西迁，损失不计其数，在西迁过程中又再次遭受重大损失，眼下经过蒋纬国的防患于未然，这一点的损失倒不大），本来，战争是可以极大地刺激、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但在原先历史上，因为国军屡战屡败，加上国民政府机构混乱、管制不力以及大批国府高官罔顾国家利益、趁机大发国难财、千方百计地压榨本国的民族资产实业，导致中国的工商业在抗战期间被扼杀了生机，“越来越烂”，根据历史资料，1944年时，四川工业一半以上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一方面前线军队缺枪少炮，一方面后方工业既不缺原料也不缺人手，却大批大批地倒闭瘫痪，1943年时，重庆18家铁厂倒闭14家，4家钢厂倒闭1家，机器厂开工率不到10%，呈现出急剧衰落趋势，为什么会这样？一来是中国连续跟日本打仗七八年，实在打穷了，政府财政陷入枯竭，不得不加大企业税收，抗战后期的企业税收是抗战初期的几十倍乃至一百倍以上，开厂不但不赚钱，甚至还要赔钱，那企业家还开什么厂？二来国府大批高官巧立名目地用各种强取豪夺的办法压榨这些工商企业，让其处境雪上加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原因，比如不重视人才，没有一个完整体系等。

    蒋纬国真的没办法，他眼下不可能对整个国家、整个国民政府、整个国民党来一场“大清洗”，所以他只能另起炉灶，重建一套属于他的、健康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工商经济体系，华北六省一市自然是蒋纬国这套经济体系的“大本营”。为此，蒋纬国五管齐下，他一方面跟德国人展开合作，在华北开办一系列中德合作的大型企业（这些中德合作企业里，大部分都是华北政务委员会跟德国政府联合开办的，中方出场地、人员、原料、资金，德方出设备、技术、专家，也有不多的一部分是德国商人来华开办的）；一方面跟犹太人展开全面的合作，在华北开办一系列中犹合作的大型企业（这些中犹合作企业，基本上没有犹太人独力开办的，蒋纬国也很担心让犹太人在中国境内自由发展会导致犹太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中犹合作企业十之八九都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和犹太人商团组织按照股份制一起开办的）；一方面招商引资，主要是海外侨胞，邀请他们来国内发展工商企业，并给他们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权；一方面自己开办工商企业，比如他的那些公司；一方面把国统区南方的工商实业邀请到华北，从当初的“西迁”再展开现在的“北迁”。蒋纬国会给本国的企业家们、实业家们最好的发展条件，不会让他们继续留在南方遭受各方面的压榨和制约。以三顾茅庐、礼贤下士的诚意，蒋纬国把此时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实业家超过五分之四都邀请到了华北，具体做法是：并非让他们放弃全国的市场，只是把公司总部安在华北，有蒋纬国给他们做后盾，任凭哪个国府高官也不敢再打他们的主意，继而再对全国展开业务。

    蒋纬国第一个从南方邀请到华北的著名企业家就是号称“猪鬃大王”的古耕虞。

    古耕虞今年只有三十五岁，但精通商学，并且满腔爱国热血，他此时已经垄断四川省的猪鬃出口业，他创办的“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抗战爆发后，国府曾指定国内猪鬃的收购、出口等业务都由官办的川畜公司经营，但国际市场只认古耕虞的虎牌猪鬃。猪鬃虽然看似平常无奇，但不容小觑，它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是中国的传统出口物资，中国猪鬃的产量和出口量都占世界第一，比重高达95%左右，几乎垄断了国际市场，并且国际市场需求量都极大，各列强大国都极度依赖中国的猪鬃，原先历史上，中国的猪鬃56%出口给美国，23%出口给苏联，21%出口给英国，累计换来了上亿美元的宝贵资金，是中国能坚持抗战的三大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另外两个是钨砂和桐油，中国的钨砂和桐油跟猪鬃一样都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猪鬃因为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战略出口物资，所以利润极高，出口价是在国内收购价的10倍以上。原先历史上，中国猪鬃带来的利益里过半被国民政府获得，剩下的被国府官僚集团私吞，几乎没有多少份额用于进一步投资中国猪鬃产业，让中国猪鬃产业得以不断繁荣。蒋纬国邀请古耕虞来华北，是要跟他合作，共有三个目的，一是霸占中国猪鬃产业带来的巨额利润，二是保护中国猪鬃产业不受国府官僚集团的压榨，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蠢事是蒋纬国不可能干的，三是竭力地支持中国猪鬃产业扩大规模，形成一个“越做越好、越做越强”的良性循环，促进华北经济、全国经济的发展。

    面对蒋纬国的诚意、实力、优厚条件，古耕虞当然不会拒绝，他和蒋纬国合资成立“中国猪鬃总公司”，他是总经理和第一大股东，蒋纬国是副总经理和第二大股东，彻底地独霸中国的猪鬃产业、垄断国际的猪鬃市场。蒋纬国收复了绥远省和察哈尔省，绥察二省都非常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可以大规模地养猪。另外，有蒋纬国给古耕虞撑腰，谁也不敢压榨他了。

    猪鬃、钨矿、桐油，是中国此时的三大支柱出口商品。控制猪鬃后，蒋纬国又成立“中国钨矿总公司”和“中国桐油总公司”，从而控制中国的钨矿产业和桐油产业，并实现产业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两个企业都被蒋纬国交给蒋经国去管理了。蒋经国有这方面经验，他曾在“世界钨都”“中国钨都”大余县当过县长，业务是很熟悉的。

    陆续被蒋纬国邀请到华北的中国此时著名企业家、实业家达到上百人，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著名化工实业家、“中国民族化工业之父”范旭东，著名化学家、制碱业权威侯德榜，著名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味精大王”吴蕴初，著名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著名食品实业家、“食品大王”乐汝成，著名实业家、“中国乳业开创者”吴百亨，著名民族工商业先驱者、“中国出租车行业的开拓者”周祥生，著名实业家、发明家、电气工程师、制造出中国第一颗电灯泡的“中国电灯大王”胡西园，著名实业家、医药家、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著名实业家、“火柴大王”、“毛纺业大王”刘鸿生，著名实业家、中国化工业的先驱、“国货大王”方液仙，著名实业家、“中国金融巨子”胡笔江，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林尔嘉，著名实业家、国产炼钢产业的领头人余名钰，号称“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荣氏兄弟俩...等等。如此众多的企业家、实业家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华北地区的实业发展，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智慧、奋斗精神、熟练的工人、机器设备，蒋纬国给他们最好的发展条件、大量的资金、安定的社会环境、丰富的原料、优惠的政策以及全国第一硬、无人敢惹的靠山。

    蒋介石的南方国统区虽然也在建设和发展，但速度只能说是步履维艰，蒋纬国的华北国统区则是日新月异、如火如荼。

    华北六省一市是蒋纬国的地盘，但蒋纬国并非只顾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的根本目的还是“以华北带动全国”，所以他也兼顾着南方国统区。当然了，蒋纬国是“很自私的”，他不会他的“好东西”跟别人分享，因为整个国民政府、整个国民党已经腐化得像烂苹果了。蒋介石自己都说“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头里”，虽然他那话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期间说的，但此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以后是一百步，现在是五十步，蒋纬国绝不可能把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家当让国民政府、国民党里的那些贪官污吏给糟蹋的，他现在还没能力把那些贪官污吏一网打尽，但起码，他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建设成果不被那些蛀虫吸血鬼腐蚀。在蒋纬国地盘之外，他也占据了很多好地方，基本上都是资源产区，比如四川攀枝花（铁矿）、贵州六盘水（煤矿）、甘肃酒泉的玉门（油田）、江西的大余（钨矿）、湖北的大冶（铁矿、铜矿、金矿、银矿）、安徽马鞍山（铁矿）等。先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蒋纬国辛辛苦苦地建立了一个“大本营根基在华北、网络节点遍布整个国统区”的工商经济新体系，半独立于国民政府的全国性经济大体系之外。蒋介石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蒋纬国干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并且蒋纬国赚钱后也没有独吞，拿出大笔钞票上供给蒋介石，父子俩互利双赢。

    蒋纬国当然没有在华北“搞独立”，这一点从交通上可以证明。关于华北地区的交通，蒋纬国打算花三年时间，实现“华北六省一市境内，省会（济南、太原、保定、归绥、张垣、承德）、特别市（北平）、重要城市、工业城市、大城市（青岛、潍坊、烟台、威海、大同、运城、晋城、临汾、石门、唐山、廊坊、邢台、邯郸等）实现铁路网络覆盖，同时，中小型城市和大城市之间实现公路网络覆盖”，并与整个国统区的津浦线、平汉线、陇海线等铁路网络进行全面的融合，初步实现华北交通事业的完善并提升南北的人员、商品的交流。同时，蒋纬国在请示蒋介石后，邀请交通部部长俞飞鹏和铁道部部长顾孟余趁着这段宝贵并且不知何时就会突然结束的“和平时期”，加强对整个国统区的交通建设。抗战前，蒋纬国曾委托俞飞鹏、顾孟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处修建四条铁路和一座大桥，第一条是从攀枝花到金沙江，第二条是从金沙江到六盘水，第三条是从六盘水到贵阳，第四条是从贵阳到重庆，那座大桥就是在攀枝花和六盘水之间的金沙江的江段上修建的铁路大桥，从而让原本只是不毛之地的攀枝花和六盘水变成国统区的钢铁产地、煤炭产地，并能把钢铁煤炭运到贵阳、重庆、武汉，眼下，蒋纬国打算再修四条铁路，第一条是从成都到重庆到武汉到南京（重庆、武汉、南京三地都在长江边上，以前三地之间都是靠轮船水运，如果有铁路，运输量自然会大大地增加，另外，南京和上海之间是有铁路的），第二条是从武汉到长沙、九江再到南昌、广州，汇入平汉线，从而实现鄂湘赣粤四省铁路畅通，第三条是从广州到福州再到浙江、宁波，最后到南京，汇入津浦线，从而实现粤闽浙苏四省的铁路畅通。上海和天津被日本人占领后，福州是此时中国的重要港口，也是中国海军的两大外港口之一，没有铁路贯通福州和广州、浙江、宁波、南京，始终是非常不方便的，也束缚了福建的开发；第四条是从西安出发，一条向东通往洛阳、郑州，一条向南通往成都。四条铁路干线加上延生铁路，总长度超过3000公里，另外还要修建超过一万三千公里的公路进行完善和辅助。四条铁路全部完成后，加上原先的津浦线、平汉线、陇海线，中国的华北、华中、华东、华南以及西北部分地区（西安、兰州）、西南部分地区（成都、贵阳）就真正地连为一体了。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意义和价值都非凡的大型工程。蒋纬国设想很美妙，现实则让他痛苦：蒋介石财政吃紧，这项筑路工程一半以上资金都要蒋纬国去掏、去想办法。

    “钱啊钱，又要钱...”蒋纬国叹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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