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意外的惊喜台湾现代华语文学英译计划

    一九九六年王德威邀我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台湾现代华语文学”（MOdernChineSeLiteratUrefromTaiwan）英译计划，由他、马悦然和我组成编辑委员会，计划资助者是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意外的惊喜，一个完成心愿的良机。这个合作在文化意义之外，尚有一层层的公私缘份。

    王德威在一九七六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后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得比较文学博士，一九八七年已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兰熙和我邀他作笔会英文季刊的顾问。他经常回台湾省亲，参加文学会议，对台湾文学的论评幅度相当深广，也有相当影响。

    一九九0年他转往哥伦比亚大学任丁龙讲座，且获聘为哥大出版社咨询委员，并受委托推行蒋氏基金会推动的台湾文学英译计划。他邀我合作至今，目前出版作品有三十本。即将出版的尚有张贵兴《猴杯》、朱天心《古都》、骆以军《月球姓氏》、蔡素芬《盐田儿女》、吴继文《天河撩乱》等。以下列出由我和王德威主编出版的作品：

    王祯和《玫瑰玫瑰我爱你》

    郑清文《三脚马》

    朱天文《荒人手记》

    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

    张大春《野孩子》

    奚密、马悦然主编《台湾现代诗选》

    李乔《寒夜》

    黄春明《苹果的滋味》

    张系国《城三部曲》

    李永平《吉陵春秋》

    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陶忘机主编《原住民文学》

    齐邦媛、王德威编《最后的黄埔》

    平路《行道天涯》

    吴浊流《亚细亚孤儿》

    一九八九年，王德威回台安葬父亲，葬礼后不久，我家世交梁肃戎先生问我：

    “你知道他是王镜仁先生的儿子吗？”我听了惊愕良久，真是悲欣百感交集。当时我父亲刚逝世两年，他生前一切，我记忆犹新。他来到台湾后已一无所有，肯帮助他保住《时与潮》一线香火的都是雪中送炭的朋友，让我终身感激。

    王镜仁先生在日军盘据东北期间，任吉林长岭县教育局长，暗中参加抗日地下工作，支持由我父亲负责的革命活动，充满了爱国心和正义感。谁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和国内政策失误，东北首先落入中共之手，辗转万里，孤身来到台湾，家国俱失，何等悲枪!来台初期，由革命同志石坚先生推荐，加入在台复刊的《时与潮》社，担任撰述编辑，后亦曾负责社务。一九五0年代后期至七0年代，义助我父亲维持周刊发行十余年，不仅不支薪水，且随时因鼓吹政治思想自由，面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曾经是抗战八年重庆最有份量的国际政治评论的《时与潮》杂志，经常濒于倒闭边缘，被数度勒令停刊，但期满又出刊，屡仆屡起。最后一次出版一百五十三期，竟得官方一百五十二个警告，终至休刊!那十多年间，在台北由许昌街至迁至锦西街租来的斗室中，不顾外面的风雨飘摇，分享难以实现的文人理想与抱负，需要多大的勇气!镜仁叔的道义与风骨令我感激钦佩。他们老兄弟若能在天上重聚，当会欣慰看到德威与我接续两代的文字缘。

    十年间我们用纸笔通信。在进步到传真机的时候，第一封传给德威的信，是一九九八年农历除夕写的:“寒流正一波波袭来，窗外鞭炮声也比往年少些，据云不景气，凡事萧条……。”此信系为李乔《寒夜》英译出版而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请一位审稿人，认为《寒夜》对世界文学研究很有价值，但对一般英语读者或许“不甚有趣”。我说，若有价值，就值得这个计划出版，从《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杀夫》的角度，《寒夜》和《亚细亚孤儿》等，当然“无趣”，但是今年英、美两大奖得主，阿兰达蒂。洛伊《微物之神》和查尔斯。佛雷泽《冷山》也不甚有趣。就台湾文学的发展来说，《寒夜》、《三脚马》和《千江有水千江月》这些长篇是我们所爱的。后来我在一个国际研讨会场发言时提到此点，有一位美国学者回应:“你说，deartous，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我们’啊！”

    十年后重读当年信件，想到德威与我为选书、译稿、出版的种种奋斗，真可说是一种革命情怀。德威的母亲姜允中女士，早年在沈阳加人当地的道德会，以妇女识字班、技艺班、幼儿园等社会服务为终身事业。当年的道德会，有宗教的胸怀而无宗教的形式，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以最贴近民情的素朴方式，在闭塞的北国家乡，帮助了无数的妇女走出愚昧悲惨的命运，从东北到台湾，始终在办这些事业。德威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台北，由一个“找一个角落坐下就可以读书”的童子长大，成为真正的学者，也极为乐于助人，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血脉继承，也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态度。我们对台湾文学的共同态度是奉献，是感情，是在“你爱不爱台湾”成为政治口号之前。很幸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存在一天，出版社即能永续经营，我们的这套书亦能长存。后世子孙海外读此，对根源之地或可有真实的认识，德威与我这些年的努力也该有些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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