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1966年元月的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福建马祖海域沿大陆一线的海面上，有一艘50吨排水量的旧登陆艇在慢吞吞地航行。这是一艘载满物资的运输船，黑沉沉的海面很安静，只有突突的马达声发出微弱的声响……

    战士吴连生抱着56式冲锋枪斜倚在后甲板的护栏上，他脸色铁青，面部肌肉由于过分紧张而痉挛着。他死死地盯着站在前甲板上向海面观察的排长李存志，牙齿咬得咯咯响。这些天，吴连生算是恨上他的排长了，在他的意识中，排长李存志就是他命中的煞星，自从他入伍后，排长就无时无刻不找他的碴儿，横竖看他不顺眼。去年，他父亲在家乡为他说下一门亲事，女方条件不错。据媒人介绍，女方认为吴连生的家庭条件不怎么样，之所以同意，是因为吴连生在部队当兵，以后如果提了干前途还是有的。对于这门亲事，吴连生还是很满意的，这身军装的确提高了他的身价，不然就他那条件这辈子是否能娶上媳妇还很难说。吴连生自己也很有些雄心壮志，打算在部队好好干，争取穿上四个兜的干部军装，在他家乡十里八村还没出几个军官呢。他决定回家看看，借上件四个兜的干部服一穿，声称自己是排级干部，先把媳妇娶到手再说。他想得挺好，干部服也借到手了，没想到请假时却碰了钉子，排长说排里人手紧张，一律不批假。吴连生一听就火了，没说几句就和排长大吵起来，他在火头上竟抄起板凳向排长砸去，要不是被别人抱住，他当时也许就把排长干掉了。部队不会容忍行凶打人的行为，更何况是战士打干部，连里已决定给他记大过处分，只是还没宣布。不过他老乡阿增和张春海已经私下里把消息透露给他了。这三个青年从小一起光腚搓泥巴长大的，三个人还偷偷换过帖子拜了把子，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部队入伍的政审极严，这三个青年的入伍本身就说明他们根红苗正，都是三代贫农，他们只上过两年小学，虽识得几个字，但思维方式却是文盲式的。国共两党几十年政治军事斗争的恩恩怨怨，对他们来讲似乎过于深奥了，他们也不可能关心。愚昧的人往往心胸狭隘，容易走极端。吴连生认为排长李存志毫无疑问已经是自己的仇人了，对仇人该怎么办？当然应该干掉他。阿增和张春海的想法就更简单了，既然拜过把子义结金兰，那么大哥的仇人便理所当然是大家的仇人了。三人很快达成共识，找个机会干掉排长，杀排长时，如有人在场也只好算他倒霉，没说的，一块儿干掉。下一步怎么办？这三个农民士兵虽然愚昧，但也知道杀人的后果。吴连生说，这还用想吗？当然是投奔对面那个岛。那边有个功率很强大的广播站，光是脸盆口粗的喇叭就十几个，他们可没少听，那边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宣布对弃暗投明者的悬赏价格，驾驶歼击机过去，赏黄金多少两，鱼雷艇多少两，小至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都有价格。这个价目表他们记得清清楚楚，此时，吴连生正估计着这艘旧登陆艇值多少两黄金，这几支冲锋枪和手枪值多少钱。并且他坚信他已经拥有多少两黄金了，甚至连黄金的用场都已派好。

    马祖岛上的巨型探照灯光柱在海面上来回扫过，这艘登陆艇的位置距敌占岛已不足八公里。黑暗中，前甲板传来排长李存志的命令：“全排作好战斗准备，注意灯火管制……”吴连生轻轻拨开冲锋枪的保险，猛地站起来狠狠地扣动了扳机，“嗒嗒嗒……”枪口喷出的火舌向站在前甲板的排长扫去，排长李存志在猝不及防中被密集的子弹几乎拦腰截断，震耳的枪声骤然间划破夜空……与此同时，前甲板上另外两支冲锋枪也开火了，射击时的口焰在黑暗中闪烁，灼热的弹壳在甲板上迸溅，几十秒钟后，枪声沉寂了，七个曾和他们在一口锅里搅勺子的朝夕相处的战友都静静地倒卧在血泊中。

    马祖岛上的探照灯也突然停止在海面上的扫动，将光柱死死地罩住这艘登陆艇，吴连生升起早已准备好的白旗，登陆艇转了个九十度弯，向马祖岛驶去……

    当这起重大的杀人叛逃事件的消息传来时，李云龙正在军区开会，当他知道这起叛逃事件是发生在自己的部队里时，便被激怒得两眼喷出火来，他一掌拍在桌子上，随着一声巨响，桌上5毫米厚的玻璃板被击得粉碎。军委、国防部、总参的电话接踵而来，各级领导的批评怒骂、训斥充斥于耳，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国防部长林彪的指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情报部门也深感责任重大，破例启动了最隐秘的情报系统，各种高度机密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来，被迅速汇总：金门、马祖、大二担等岛屿的守军已全部进入一级战备，各种远程火炮已推出工事进入临战状态……

    台湾海峡出现特混舰队巡航，海峡上空出现大编队军用飞机，设置在前沿海域的声呐装置探测到水下有不明国籍的潜艇在活动。据内部情报，台湾方面已决定在台北机场召开大会，欢迎“弃暗投明”的反共义士吴连生等人，负责接送的飞机已到马祖……

    在军区作战部的会议室里，司令员皮定均坐在会议桌的东头，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西头。两人中间隔着长长的会议桌，都在静静地望着对方的脸。这两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军人、身经百战的将军都用同一种姿势端坐在椅子上，身板挺得笔直。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气势跃然表现在神态举止中，两人都穿着笔挺的黄呢子军服，只是肩膀上已没有了金色的将星，佩戴着鲜红的领章和红五星帽徽。军队已于一年多以前取消了军衔制，从军服的样式上看，除了衣兜的区别，将军和士兵的军服是一样的。

    司令员扔过一支中华牌香烟，两人点上烟默默地吸着，青白色的烟雾在两人之间缭绕，把会议室弄得烟雾腾腾的。

    “喂！老李。”司令员开口了，“这两天挺热闹，检讨的检讨，整顿的整顿，出了这种大事，你我的乌纱帽可都有点悬乎，各级干部都在忙乎着，你在干什么？我看你好像没检讨的意思。”

    李云龙顾左右而言他，他猛吸口烟道：“还是大中华好，你那儿还有存货吗？一会儿给我拿一条来。”

    “别他妈的废话，你的部队出了这种事，你还有心思要烟抽，老子正琢磨着给你个什么处分呢。”司令员望着他说。

    “事情已经出来了，检讨有个屁用？不如干点儿实际的，有句成语，叫‘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呵，你小子啥时候变得满嘴文绉绉了，冒充起知识分子来了，我别是听错啦，这真是你说的吗？”司令员好像有点儿不相信似的看着李云龙。

    “这是我那老伙计赵刚的话，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抗战时和我一起混了八年，就算咱老粗不想学也没用，天天那学问就往耳朵里灌，咱那文化也一天天见长，等抗战胜利了，得，咱也大学毕业啦。”李云龙得意地吹着牛。

    “我说，你小子别他妈的兜圈子了，我看出来了，你早有主意了，说出来听听。”

    “皮司令，你别考我啦，其实你肚子里早有方案了，事情明摆着嘛，这三个浑蛋打死我七个人，拿自己战友的血去换敌人的赏钱，这种叛徒，咱们要是让他们活着离开马祖，你这司令、我这军长就别干了，回家哄孩子去算了。娘的，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道理什么时候也不能变。”

    司令员脸上绽开笑容：“这么说，你早准备好了？”

    李云龙站起来，沉声道：“报告司令员，特种分队已经到位，情报部门的内线、外线情报系统全部开启，金门、马祖的空中、海上通道已全部在我的监视之下，连只鸟也别想飞出岛去。”

    皮定均的双眼炯炯发光，他低声道：“好呀，来而不往非礼也，干掉这些叛徒……”

    冬季的台湾海峡风急浪高，铅灰色的大块云团在海面上空疾驰而过，没有了阳光的照射，海水的颜色呈蓝黑色，刺骨的寒风卷着冰冷的海水向岸边冲来，汹涌的浪头带着无限能量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发出轰然巨响，飞溅起雪白的泡沫，把陆地与海洋的连接处镶上一道白得耀眼的分割线。沿大陆海岸一线的巨大礁石、山岩峭壁的内部传来一阵低沉的、金属摩擦的轰鸣声，一扇扇沉重的、伪装得像岩石一样的电动铁门在缓缓开启，一尊尊大口径的远程火炮黑洞洞的炮口伸出工事，慢慢昂起炮口。一枚枚身躯粗大得像雪茄烟模样的陆基对舰导弹沿着轨道缓缓伸出工事。沿岸所有制高点上，巨大的网状、抛物线状的雷达天线在作360度转动，捕捉着来自天空中和海面上的信息。

    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侦听电台中，往日大量喧嚣繁杂的无线电波奇迹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隔海对峙的两支军队都不约而同地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在大陆一侧的某野战机场的起飞线上，静静地停着四架银色的歼—6型战斗机，飞机处于临战状态，银白色的副油箱悬挂在机腹下，机翼下乳白色热源制导的空对空导弹显得非常醒目。透过密封的有机玻璃舱盖，能看见身穿橘红色抗荷服、头戴天蓝色飞行头盔的飞行员。这是由四个王牌飞行员组成的第一攻击波，他们静静地坐在座舱里，两眼紧紧盯着跑道的前方。他们身后的停机坪上整齐地排列着近百架银光闪闪的、进入临战状态的歼击机。这是第二梯队。

    在离停机坪不远的指挥塔台上，皮定均和李云龙正在专心致志地下军棋。军区空军副司令充当裁判员。这次行动牵涉到不同部门和军兵种，由军区司令员亲自指挥，空军歼击机负责主攻，各有关部门配合组成临时指挥部。塔台里的参谋军官们都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情报军官们在汇总着不断传来的敌情动态，作战参谋们正伏案用比例尺在地图上测算着各种数据……角屿岛前沿观察哨报告，金门的西村机场和沙头机场敌机起落频繁，两个小时之内，各类飞机起降二十多架次，起降是平时的五倍……两艘大型运输舰在护卫舰的护航下，进入金门南侧的料罗湾港口，前沿炮指来电请示开火……

    马祖机场敌机起落频繁，上午10时，从台湾方向飞来两架HU-16型海上救护机在马祖机场上降落，一小时后，其中一架返航……李云龙的警卫员小吴提起暖瓶给正在下棋的将军们茶杯里续水，他心里挺纳闷，那边又是飞机又是舰艇，来来往往地不停，那几个叛徒这会儿没准早到台湾了，可这几位首长还在不慌不忙地下棋。正想着，司令员“哗啦”一下把棋盘掀翻了，怒气冲冲地吼道：“没法下啦，你们净他妈的串起来作弊，老张，你是他妈的什么裁判？分明是李云龙派出的特务，刚才那盘棋你们就是靠作弊赢的……”

    李云龙下军棋擅用炸弹搞行刺，第一局时他本想用两枚炸弹干掉对方的司令和军长，谁知对方用兵很老到，高级将领都躲进了行营，用两个排长做了替死鬼，报销了李云龙的两枚炸弹。于是他和当裁判的张副司令串通作弊，用地雷当作炸弹把对方的司令干掉了。按军棋规则，地雷是不能移动的，除非对方主动踩上去。头一局皮定均没看出来，输得稀里糊涂。李云龙和张副司令在肚子里偷偷地乐，两人第二局又故技重演。皮定均是什么人？他硬是从裁判手里把棋子抢过来，一看追着自己司令的竟是枚地雷，不禁勃然大怒。李云龙狡辩道：“谁规定的地雷只能埋进土里？老子拿它当手雷用，怎么啦？”

    皮定均怒道：“妈的，老子抗战那会儿又不是没玩过地雷，沉甸甸的像个铁西瓜，你小子不是要拿它当手雷扔吗？好，老子给你一个，你小子不扔出10米远，老子就……”

    话音没落，放在旁边的一台大功率对讲机中传来短促的叩击声，这是有人用手指叩击话筒发出的信号，三声一组，循环往复。三位将军猛地站起来，刚才嬉笑怒骂的表情一扫而光，面部充满了果决和冷酷，司令员的手掌像把锋利的大砍刀，向下一劈，命令道：“第一攻击波，出击！”起飞线上的四架歼击机同时轰鸣起来，尾部喷出强大的气流，迅速驶入跑道。“啪！”跑道前方升起一发红色信号弹，四架歼击机分为两组，在跑道尽头轻轻一跃，钻入云层……

    是日，新华社发布新闻：我空军部队今天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新闻很简短，才32个字。此次空战的情况被国防部列入高度机密，知情者甚少。不过那天晚上，参加指挥的三位将军喝光了一瓶茅台酒。酒过三巡，司令员拍着李云龙的肩膀说：“你那个特种分队还算有两下子，让给我怎么样？”

    有三天没合眼的李云龙三杯酒下肚就有些找不着东南西北了，但他心里可不糊涂，他口齿不清地回答道：“不给……坚决不给，你少来这套……酒桌上不谈正事……你别想趁老子喝多了就……趁火打劫，老子心里比谁都明白，笑话，想抢老子的梁山分队，你……你还不如把老子的老婆……抢走。”

    张副司令也喝多了，他嘟囔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地雷就是可以当手雷用……”

    情报部门送来一份绝密情报：现查明，击落美HU-16型海上救护机一架，吴连生等人及台湾负责接送的政工处长全部毙命。

    时间悄悄进入了1966年，刚刚从饥饿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人哪里料到，巨大的灾难要降临了。

    位于北京海淀区圆明园旧址的东侧，有一所中学，是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这所中学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考生录取分数很高。因此，在校学生大多来自三类家庭：党政军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不管什么出身，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能进入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都是凭过硬的高分数被录取的，他们是高智商的未来精英。后来，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1966年6月的一天，几个少年闲来无事，结伴来到圆明园，单调平静的校园生活常常使他们感到一种不安的躁动，他们胸中时时涌动着的革命激情使他们无法自抑。他们渴望干点儿大事，因为他们的父辈在他们这个年龄已经干出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了，而他们却被关在学校里当乖孩子。此时，他们自己不会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干出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这件事足以使中国历史的走向发生变化。

    他们来到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大水法遗址上，历尽沧桑的残碑断碣倒卧在萋萋荒草中，一百多年前的国耻触发了少年们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巨大的残石上，开始讨论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少年们书生气十足地背诵着伟人的词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此时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便油然而生，父辈们金戈铁马、叱咤疆场的伟业和雄风通过遗传基因在他们的血液中沸腾起来，而且迅速转化成为难以自抑的激情和冲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领袖说过，“你们这一代青年，要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猪圈里岂能养出千里马？花盆里能栽出万年松吗？少年们越说越激动，他们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栋梁。使他们愤愤不平的是：对于济国安邦的栋梁之材，怎么能用那浑蛋的考分把他们束缚在学校里当乖孩子呢？他们天生是干大事的呀。于是他们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组织，这组织的名称叫作“红卫兵”，意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少年们做梦也没想到，两个多月后，毛泽东穿上脱下十七年的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我支持你们”的震惊世界的声音。整个世界在伟人响彻天宇的声音下震颤。一场席卷中国的红色风暴从伟人的舌底喷涌而出，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加入了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整个中国沸腾了，六亿五千万国民的激情一旦被释放出来，产生的巨大能量和巨大的破坏力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大批身居高位的党内元老猝不及防地纷纷中箭落马，落入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万劫不复的炼狱之中。刚刚从饥饿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人，一霎间都像中了邪，发起了高烧。红色成了最时髦的颜色，红色的袖章，红色的语录本，红色油漆刷成的标语，还有受难者红色的鲜血……整个中国沉浸在红色的海洋中。

    李云龙的大儿子李健在中学里也参加了红卫兵，好像还是个头头。原先儿子见了他这当爹的，总像耗子见了猫。可自打戴上了那三寸宽的红箍，李健便有了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总在李云龙眼前晃来晃去比较放肆，大有要和他平起平坐的意思。这要放在以前，李云龙早揍这小兔崽子了，他不能容忍这么没规矩的孩子。可眼下他却有些底气不足，未敢轻举妄动，因为他还没闹明白，这个红卫兵组织是咋回事。看样子这些浑小子不像在胡闹，不然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也戴上这红箍啦，还八次接见这些毛孩子？李云龙可太了解李健这类小浑蛋了，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也许毛主席有自己的想法，把这些无法无天调皮捣蛋的浑小子组织起来干点儿正事，省得他们无所事事，到处胡闹。所以李云龙一时还没考虑好，是否该管教管教李健。

    其实和那些当了红卫兵的半大小子一样，李云龙的骨子里也不大安分，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早让他厌倦了。他喜欢有刺激的生活，譬如战争，就总能给他带来难以言述的快感，问题是，战争不可能总有。和平环境也许对所有人都合适，唯独对李云龙不合适。

    他看见那些半大小子穿着父辈们穿旧的黄军装，腰扎武装带，戴着红袖章，表情严肃地排着队，嘴里唱着不知是哪位快手创作的“造反”歌曲：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

    这些半大小子哼着这类歌去抄家，“破四旧”。站在大街上拦截自行车，用改锥卸下被认为是“四旧”的商标牌。除“飞鸽”因代表和平，“永久”比较中性外，其余牌子都是“四旧”，需要扫除。红卫兵一言九鼎，一开口就成了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连警察们见了他们都点头哈腰，邻里间出现纠纷也要找红卫兵去评理，红卫兵的声望简直如日中天。

    看到这些，李云龙的心里便有些莫名其妙的躁动，既有几分羡慕又有几分失落感，觉得如今连堂堂解放军都靠边站了，偌大的中国成了这些浑小子的天下，让他们撒着欢、打着滚、由着性子折腾，还落个“革命”？世上哪儿找这等好事去？

    当红卫兵要有行头，那天李健理直气壮地向李云龙要军装穿，这小子对新换发的国防绿军装不屑一顾，专找1955年发的人字呢黄军装，肩膀上还必须要有佩肩章的扣眼儿，衣服不能太新，最好是洗得发白。武装带也不能含糊，要那种厚牛皮做的，三寸宽，黄铜扣上有八一五星图案的苏式武装带。李云龙见儿子在他衣橱里肆无忌惮地乱翻，心里踌躇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敢揍他。

    儿子最近常常哼着这样一支歌：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浑蛋，

    要是革命的你就站出来，

    要是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

    …………

    李云龙虽说平时嘴里日爹操娘惯了，可将“滚他妈的蛋”之类的糙话也名正言顺地写进歌词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他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说法心里还是挺受用的，有时还觉得儿子挺给自己长脸。

    田雨和李云龙想的可不一样，当他听到李健哼到“滚他妈的蛋”时，脸都气白了，她怒斥道：“谁编的这首歌？野蛮、粗俗，以后再不许唱了，‘文化大革命’总不能把文明都革掉，只留下野蛮吧？”

    李云龙倒不以为然：“嗨，男孩子嘛，来几句国骂也不算什么。他老子我不是也经常来上几句吗？”

    “是呀，你我可管不了，可儿子是我的，我就有权利管他，我就不允许他学得这么粗俗。这么小就学得满嘴脏话，长大了还不当流氓去？你呀，就是这样，平时不高兴就拿孩子出气，该管的你倒不管，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你看你看，怎么朝我来啦？得，我不和你吵，男不和女斗。哼！女人嘛，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天下发生这么多大事你都看不到，只关心眼前的鸡毛蒜皮。你知道吗？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史无前例你明白吗？就是自打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现在几千年从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一场大革命，以前的一切规矩都不作数啦，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嗯……十七年了，毛主席说了，这十七年都是被坏人掌了权，他老人家被架空了。娘的，我这才明白过来，我说怎么越来越不对劲儿呢，1960年饿死这么多人，原来都是那些黑帮闹的。我看，枪毙他们都不多。”李云龙很是义愤填膺。

    这一说，田雨就再不吭声了。所以李云龙认为自己的话很有说服力，硬是怪了，自己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理论水平？

    形势变化太快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可真是个万花筒，轻轻一晃，新的图案就出来了，根本就没有重样的，真令人眼花缭乱。李云龙有些反应不过来了。红卫兵抄家那阵子，李云龙处于兴奋状态，眼前的情景常常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给地主糊个高帽子戴上，再找根绳套在地主脖子上，牵狗似的。地主在后面颠颠地一溜儿小跑，手执小铜锣边敲边喊：“我是土豪劣绅……”庄稼汉、泥腿子、大姑娘、小媳妇都分站在道两侧，你一拳我一脚，鹅卵石、臭牛粪劈头盖脸砸去……真他娘的痛快，主席那句诗是怎么说的？“红旗卷起农奴戟”呀。往事历历在目，当初李云龙对“革命”这个字眼的认识就是从抄家开始的，如此说来，在沉寂了十七年以后，新一轮革命又开始了？

    李云龙很严肃地问过李健：“你们打土豪得的‘浮财’是怎么处理的？”

    李健懵头懵脑地问：“爸，什么叫浮财？”

    “嘁，连这都不懂？还他娘的打土豪呢？要说干这个，你爹我可是老资格了。‘浮财’就是除了房产田地以外的财物，像什么袁大头、金银首饰、绫罗绸缎、樟木箱子什么的。哼！你小子，还‘六月的冬瓜——毛儿嫩’呢。”

    “噢，明白了。我们是这么办的：只要是纸做的，像字画书籍之类的就点把火烧了；要是易碎的东西，比如瓷器什么的，就索性让它碎了。这样比较省事，当然，要是金银衣服类的就不能毁了，那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们就上交了。”

    李云龙搔搔头皮疑惑道：“过去打土豪不是这样，浮财都集中起来，按村里穷人的人头份平分。当然，有的东西不可能分匀，比如一头牛你咋分？总不能一人砍条牛腿吧？所以几户人家分一头牛，算大家的，共同使用。现在抄家可能是老规矩不作数了，浮财不分了，那上交给谁呢？”

    儿子回答：“当然上交给国家了，国家专门办了抄家物资上交点儿。”

    李云龙有点儿明白了，当年打土豪抄得的财物一部分用于红军的军费，剩下的就给本村穷人分了，土改时抄得的财物也是本村穷人均分，政府并不伸手。现在可能是规矩变了，浮财不许分了，政府要用。

    抄家风很快就过去了。据儿子李健解释：“是因为实在没啥可抄的了，该抄的哪家都是被抄过两三遍了，屁也没有了。有些坏人家更气人，明明是地主或资本家，可家里的摆设还不如咱家呢，我见过一家，除了破被子和几件破衣服，就一个大咸菜坛子还算件东西，让我们一怒之下给敲漏了。可他家成分还真是资本家，我很奇怪，怎么还有这么穷的资本家？要不然我们还真把他家当成贫农了。”

    这好比练武的人相互过招，闪电般地一交手再各自闪开，这叫一回合。“文化大革命”第一回合是奔“三家村”去了，“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是陪衬，死老虎再拿出来打打也无妨。第二个回合就有点儿石破天惊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倒台把李云龙惊出一头汗来。刘少奇和陶铸怎么样他不太清楚，可邓小平他还是挺熟的，这个前129师政委是他的老上级。按照军政各负其责的制度，赵刚和邓小平打交道多一些，毕竟是垂直领导。李云龙曾多次听邓小平讲过话，还挨过这位政委的批评。至于这位前129师政委是怎么和刘少奇、陶铸搞到一起去了，李云龙就不太清楚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隔三岔五地就搞一次运动，闲着的时候少，有条规律是铁定的，每次运动都要有人从政治上垮台，李云龙早习以为常了。平心而论，像省、部、军这一级干部，中央还是挺拿他们当回事的，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首先传达到这一级。虽然对党内历次发生的重大事件，他也有想不通发牢骚甚至骂街的时候，但有一点他是绝不会变的，那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作为一个在毛泽东麾下浴血冲杀几十年的老兵来说，那种对领袖的崇敬早已融化在血液中，浸入到骨髓里了。战争年代，无论党和军队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毛泽东都能神奇般地化险为夷，他不是凡人，是神，听毛主席的准没错。

    李云龙觉得自己有了一种突然的感悟，明白了，事情是明摆着的，以前他总觉有什么不对劲，心情压抑，爱发牢骚爱骂街，令人不满的事举目皆是，可又说不出来。远的不说，1960年那场大饥馑一直使他铭心刻骨，心中总像堵着什么，饿死这么多老百姓，总要有个负责任的吧？谁知稀里糊涂就过去了。现在想想，事情便有些明白了，党内还真存在着两个司令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决策总是贯彻不下来，原因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时时干扰和破坏，能不出事吗？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实在太必要了，不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理难容。想起前129师政委邓小平，李云龙便生出几分惋惜。他咋跟刘少奇他们整到一块儿去了？他可是打过仗的人，不像那些从白区来的人，鬼知道他们在白区都干了些什么。邓小平他不应该呀，官当大了，人就容易变，最后就走到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里去了，人哪，学好难，学坏可是一眨眼就出溜下去了。

    李云龙近来心情很愉快，因为眼前的生活一改以前死气沉沉的状态，每天都生出很多新意。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确是个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比较贫乏的人，只会亦步亦趋地学别人。前些天他的汽车从街上过，见大街小巷到处是手舞足蹈的人，心里好生奇怪，便命令司机老常停车，他要亲自看看。闹了半天才知道，群众是在跳忠字舞，挺简单的，好学，道具只需一本毛主席语录。群众见他是个解放军首长，便热情地邀他共舞，李云龙本不喜欢跳舞，可这关系到对毛主席的思想感情问题，于是也笨手笨脚地舞之蹈之。司机老常和警卫员小吴见一贯严肃的军长今天居然在大街上左臂前屈，身子做弓箭步状，以示勇往直前。这两个家伙觉得很滑稽，便在汽车里捂着嘴乐起来，李云龙发现后便一手拎着一个人的耳朵把他们揪出汽车，命令二人现学现跳。那天才活动了二十分钟，李云龙就有些腰酸腿疼，他不记得这辈子什么时候这么跳过，抗战胜利时扭秧歌他没参加，开国时狂欢他也没跳，那时已是师长了，得端着点儿架子，哪能像个小青年那样蹦来蹦去？可他现在居然在大街上一会儿呈弓箭步作勇往直前状，一会儿身子后倾，右臂高举，似乎是董存瑞在托举炸药包，居然做得很自然，没有半点儿扭捏，硬是他娘的怪了。这恐怕是气氛造成的，气氛到那儿了，你不跳都不行，跟中了邪似的。对了，部队早上出操反正是活动身子，跳跳忠字舞也不错，一是紧跟了形势，二是突出了政治，三还活动了身子，一举三得。

    第二天早上，根据军长李云龙的命令，野战军数万官兵都手执语录本，在各部队的操场上跳起了极富时代特色的忠字舞。

    李云龙没忘了去梁山分队视察一下，据他所知，这些不安分的捣蛋鬼最烦的就是每天出操练队列，现在改忠字舞了，他倒要看看这些家伙是不是执行了命令。

    还好，命令执行得不错，连段鹏和林汉都跳上了，不过这些腰腿灵活的特种兵不太满意那几个简单的动作，便自作主张地创作了一些高难度动作，作勇往直前状时由几个人搭成一个比较复杂的造型，高低错落有致，然后一声锣响，一个家伙从场外一溜儿空心跟头翻出来，最后一步是踩在一个预先设置好的有弹性的踏板上。于是，一个“旱地拔葱”弹起两米多高，稳稳地落在别人肩上，“唰”地一甩，亮出了一面红旗，一套整体动作算完成了。

    段鹏和林汉面呈得意之色，望着军长，希望得到军长的夸奖。他们昨晚练了一宿，累得够呛，有个家伙翻跟头失误，脑袋先着的地，差点儿把脑袋戳进腔子里，幸亏那小子练过头功，脖子也还结实，只是扭了一下脖子，顶多算轻伤。

    李云龙开始还没觉着什么，看着看着心里就别扭起来，心说以前还真没看出来，这些浑小子怎么还有点儿表演欲？跳忠字舞你就规规矩矩跳，弄这些花里胡哨的干啥？

    在段鹏和林汉期待的目光下，他终于哼了一句：“跟他娘的耍猴似的，明天给我都别练了。”

    在回去的路上，郑秘书问李云龙：“首长，他们搞得不错呀，全军哪个单位也不如他们，您怎么啦？”

    李云龙道：“这个段鹏，就喜欢搞极端，你让他跳忠字舞，他就给你发挥一下，折跟头打把式的弄得像个戏班子，要是再夸他两句，哼！你信不信？明天他敢改杂技团玩儿空中飞人了。”

    忠字舞跳了不到一个月，政委孙泰安又找李云龙商量：“老李，昨天我出去转了一圈儿，发现群众已经不跳忠字舞了，这股风好像过去了。”

    李云龙诧异道：“一个月还不到，也太快啦！看来咱还真跟不上形势，那现在时兴点儿啥呢？”

    “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

    “老孙，你说具体点嘛。我咋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呢？”

    “天天读就是每天早晨起床先学习毛主席著作，然后向毛主席请示自己一天的工作，这叫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每天临睡前再向毛主席汇报一下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检讨一下有什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

    “早上起床就学？先不刷牙洗脸？也是，学习是大事，应该先放在前边。老孙呀，咱们也开始吧，咱解放军总不能老落在群众后面呀，你说是不是？”

    “那咱们就算定下来了，我通知政治部明天就开始。”

    第二天早晨，起床号响过之后，野战军数万官兵开始了天天读，一时书声琅琅，此起彼伏，军营似乎成了校园。李云龙和孙泰安到各部队巡视了一圈，都很满意。李云龙学着报纸上的口吻说：“嗯，一片新气象。”

    孙泰安附和道：“当然，史无前例嘛。”

    天天读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实行了没几天，就暴露了一些小问题，政治部副主任鲁山来找军长政委汇报：“天天读好办，学习个一刻钟就行了。问题出在早请示上，一个班十来个人要挨着个请示，先请示完的就可以去洗漱、吃早饭了，所以谁都希望排在前面，不希望最后一个，偏偏有人说话啰唆，不注意控制时间，车轱辘话来回说，先回顾昨天，后请示今天，再展望明天，说一刻钟还收不住话，后面的同志就有意见，嫌他说话颠三倒四抓不住要领，前边这位不服气，便指责后面的同志对毛主席的感情有问题，一来二去就吵了起来，这种情况各部队都有。还有，有些单位又擅自增加了饭前请示活动，每顿饭之前再请示一遍，还必须挨个请示，于是又出现上述情况，每顿饭要用一个多小时，炊事员们也有意见。请军长政委考虑。”

    孙泰安心细，马上就考虑到细节：“这倒是个问题，连队用餐以班为单位，就那点儿菜，大家一起吃，相互谦让一下菜也就够了，要是有先有后就容易闹意见，前边的战士要么不好意思吃，要么就多吃，时间长了，后来的战士肯定有意见。”

    李云龙烦了：“怎么搞出这么多事来，政治部是干吗吃的？这也要来汇报？以后早请示限定时间，每人一分钟。饭前请示就免了，一天三顿饭再加上早晚两次，一天请示五次，哪儿这么多说的？还干点儿别的不干？以后这类事由政治部自己解决，别动不动就请示。”

    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化，李云龙渐渐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他嗅到一丝不祥气息，事情似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这场运动愈演愈烈，已成燎原之势，政府部门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各部门主要负责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斗，连公安局都垮了，根本无法维持治安。野战军和省军区部队只好派出“值勤小分队”，充当起警察的角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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