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蚍蜉戴盆，语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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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讲不同于经筵，经筵侧重于规谏和义理，日讲则重在传授知识，以开蒙为主。
简单来说，日讲就是字怎么读，句怎么断，意思是什么。
具体到教学上，就是讲读官出列朗诵一遍，朱翊钧跟着读，读上个十遍。
确保句读与发音没问题后，再翻译成大白话解释一番。
至于断句与释意，用谁的版本？
自然是每个讲读官都有自己的版本，轮流翻译。
所谓六经注我，经典的作用，便是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
这也是为了兼听则明，融会贯通。
再往深了，文章讲什么道理，阐述什么理念，那就是皇帝经筵的事了，不是应该在日讲上谈论的。
而《太甲》这一篇，跟论语不同，只是讲述史实，内容上也没有太多争论，除了敏感些，其余并没有什么政治风险。
若非如此，高仪也不会应下此事。
朱翊钧就这么被高仪领着，逐字逐句地开始学习。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
……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十遍读完，朱翊钧只觉得口干舌燥。
跟穿越前的发音不同，此时的发音，卷舌太多，尤其是官话雅言，朗诵就像弹舌。
如今他才算是明白，善辩为什么叫巧舌如簧。
不会点弹舌技巧，诵念都费劲，别说跟人舌辩了。
教完诵念之后，高仪便退到一边去，先由诸位讲官轮流进讲译文。
诸讲官都是各部衙门抽调的，包括礼部侍郎张四维，司经局余有丁，礼部侍郎马自强等等，都是历来博学之辈。
“这位先生，是叫……”
等一名讲官解释一遍后，正要退下，朱翊钧突然叫住了他。
张四维身子顿了顿，回话道：“微臣，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四维”
朱翊钧一愣。
晋党张四维？
这不是王崇古的外甥么？
敢情还有日讲的资历。
但此时不是深究张四维的时候，他点了点头，说道：“张学士，本宫有不解之处。”
张四维迟疑了一下，回道：“殿下请说。”
朱翊钧请教道：“张学士方才说，选用有德行的人国家就就能安定，弃用有德行的人国家就祸乱。”
“那怎样的人，才算是有德行的人呢？”
张四维欲言又止，最后还是道：“殿下，此乃‘德惟治，否德乱’之解，至于何为有德之人，如我朝三位辅臣，皆是有德之人。”
“先帝将三位硕德之臣留给殿下，我大明朝必定能长治久安！”
说罢，他也不顾朱翊钧是否还有话，径自回了班列。
朱翊钧也没跟他计较。
张四维怎么回话并不重要，自己这番作态主要是为了试探高仪。
日讲太甲之事，若单纯只是高仪有心劝谏他，邀名求直，捞取政治声望，此时他就应该接下话茬了。
可高仪面无表情，显然并非是他有话要说。
等到又一名讲官释经之后，朱翊钧再度叫住了其人：“这位先生是？”
余有丁恭敬有加：“臣，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余有丁。”
朱翊钧又愣了一下。
合着能侍读日讲的人都不简单啊。
这余有丁他知道，其人是十年前，也就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探花，所谓四一余先生是也。
同年榜眼王锡爵，状元申时行，历史上三人先后都进了内阁，明朝二百多年以来，一甲同为内阁，仅此一科而已，一时传为佳话。
朱翊钧定了定神，开口道：“余探花，本宫又有不解之处。”
余有丁同样进退两难，硬着头皮道：“殿下请说。”
朱翊钧点点头，说道：“伊尹说太甲作为君王‘不义’，所以将他驱逐。”
“余探花，何为君之不义？太甲是做了何事？若是本宫不义，元辅也要将本宫驱逐吗？”
余有丁险些两眼一花，皇太子往日记诵都难，今日怎么还思考上了？
这问题他能答，却不可以答。
他只能言辞含糊敷衍一番：“殿下，臣诠才末学，浅尝答殿下问。”
“君之不义，乃是上背于天，下虐于民，道之弃也。”
“但殿下仁孝至善，心怀苍生，又有众正盈朝，乃有大兴之相，岂会重演不虞之事？”
朱翊钧不由向高仪投向征询的目光。
高仪本是老神在在，事不关己，但此时迎上这道目光，却也不得不答话。
他站起身斟酌了一下，答道：“殿下，日讲课业繁多，时日有限，不妨先诵记下来，等到开经筵时，再听诸学士剖析经典。”
日讲就算了，经筵就至少得高拱或者张居正出面了，届时他高仪是不想干这活计了。
朱翊钧哦了一声，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
余有丁擦了擦额头冷汗，归了班列。
后面几位讲官陆续出列进讲，内容上都大同小异，朱翊钧也真没再发问。
他面上装作认真听讲，心中则回想着，他提起高拱时高仪方才的反应，再度排除了是高拱授意警告他的可能。
那就只剩张居正了！
他尝试揣度张居正的心思与态度。
朱翊钧知道，张居正不能说是一个政客，应该说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必然是为了他的政治理念而服务。
那么，张居正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是要匡扶社稷，中兴国邦，让大明再次伟大。
即便这位十五岁中举，二十三岁高中进士的神童天才，有着超乎常人的城府与内敛，却也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政治理念。
嘉靖二十八年，刚入官场的张居正便阐明了自己心志，一道《论时政疏》直达天听。
列举了他认为大明朝最迫切的问题，涉及宗室贵族、吏治选拔、官场风气、地方军备与财政危机。
可惜的是，这道奏疏对彼时的朝局而言，有些曲高和寡。
嘉靖皇帝一心寻仙问道，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兴趣，内阁斗争激烈，根本无暇他顾。
加之他人微言轻，这封奏疏自然毫不意外地石沉大海。
从此之后他便闭口不言，除了给嘉靖皇帝写写贺表之外，再未上疏点评过时局。
即便心中苦闷，也至多写文章的时候感慨一句“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
他放弃了么？当然不是，所谓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是他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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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日讲就是字怎么读，句怎么断，意思是什么。
具体到教学上，就是讲读官出列朗诵一遍，朱翊钧跟着读，读上个十遍。
确保句读与发音没问题后，再翻译成大白话解释一番。
至于断句与释意，用谁的版本？
自然是每个讲读官都有自己的版本，轮流翻译。
所谓六经注我，经典的作用，便是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
这也是为了兼听则明，融会贯通。
再往深了，文章讲什么道理，阐述什么理念，那就是皇帝经筵的事了，不是应该在日讲上谈论的。
而《太甲》这一篇，跟论语不同，只是讲述史实，内容上也没有太多争论，除了敏感些，其余并没有什么政治风险。
若非如此，高仪也不会应下此事。
朱翊钧就这么被高仪领着，逐字逐句地开始学习。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
……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十遍读完，朱翊钧只觉得口干舌燥。
跟穿越前的发音不同，此时的发音，卷舌太多，尤其是官话雅言，朗诵就像弹舌。
如今他才算是明白，善辩为什么叫巧舌如簧。
不会点弹舌技巧，诵念都费劲，别说跟人舌辩了。
教完诵念之后，高仪便退到一边去，先由诸位讲官轮流进讲译文。
诸讲官都是各部衙门抽调的，包括礼部侍郎张四维，司经局余有丁，礼部侍郎马自强等等，都是历来博学之辈。
“这位先生，是叫……”
等一名讲官解释一遍后，正要退下，朱翊钧突然叫住了他。
张四维身子顿了顿，回话道：“微臣，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四维”
朱翊钧一愣。
晋党张四维？
这不是王崇古的外甥么？
敢情还有日讲的资历。
但此时不是深究张四维的时候，他点了点头，说道：“张学士，本宫有不解之处。”
张四维迟疑了一下，回道：“殿下请说。”
朱翊钧请教道：“张学士方才说，选用有德行的人国家就就能安定，弃用有德行的人国家就祸乱。”
“那怎样的人，才算是有德行的人呢？”
张四维欲言又止，最后还是道：“殿下，此乃‘德惟治，否德乱’之解，至于何为有德之人，如我朝三位辅臣，皆是有德之人。”
“先帝将三位硕德之臣留给殿下，我大明朝必定能长治久安！”
说罢，他也不顾朱翊钧是否还有话，径自回了班列。
朱翊钧也没跟他计较。
张四维怎么回话并不重要，自己这番作态主要是为了试探高仪。
日讲太甲之事，若单纯只是高仪有心劝谏他，邀名求直，捞取政治声望，此时他就应该接下话茬了。
可高仪面无表情，显然并非是他有话要说。
等到又一名讲官释经之后，朱翊钧再度叫住了其人：“这位先生是？”
余有丁恭敬有加：“臣，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余有丁。”
朱翊钧又愣了一下。
合着能侍读日讲的人都不简单啊。
这余有丁他知道，其人是十年前，也就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探花，所谓四一余先生是也。
同年榜眼王锡爵，状元申时行，历史上三人先后都进了内阁，明朝二百多年以来，一甲同为内阁，仅此一科而已，一时传为佳话。
朱翊钧定了定神，开口道：“余探花，本宫又有不解之处。”
余有丁同样进退两难，硬着头皮道：“殿下请说。”
朱翊钧点点头，说道：“伊尹说太甲作为君王‘不义’，所以将他驱逐。”
“余探花，何为君之不义？太甲是做了何事？若是本宫不义，元辅也要将本宫驱逐吗？”
余有丁险些两眼一花，皇太子往日记诵都难，今日怎么还思考上了？
这问题他能答，却不可以答。
他只能言辞含糊敷衍一番：“殿下，臣诠才末学，浅尝答殿下问。”
“君之不义，乃是上背于天，下虐于民，道之弃也。”
“但殿下仁孝至善，心怀苍生，又有众正盈朝，乃有大兴之相，岂会重演不虞之事？”
朱翊钧不由向高仪投向征询的目光。
高仪本是老神在在，事不关己，但此时迎上这道目光，却也不得不答话。
他站起身斟酌了一下，答道：“殿下，日讲课业繁多，时日有限，不妨先诵记下来，等到开经筵时，再听诸学士剖析经典。”
日讲就算了，经筵就至少得高拱或者张居正出面了，届时他高仪是不想干这活计了。
朱翊钧哦了一声，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
余有丁擦了擦额头冷汗，归了班列。
后面几位讲官陆续出列进讲，内容上都大同小异，朱翊钧也真没再发问。
他面上装作认真听讲，心中则回想着，他提起高拱时高仪方才的反应，再度排除了是高拱授意警告他的可能。
那就只剩张居正了！
他尝试揣度张居正的心思与态度。
朱翊钧知道，张居正不能说是一个政客，应该说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必然是为了他的政治理念而服务。
那么，张居正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是要匡扶社稷，中兴国邦，让大明再次伟大。
即便这位十五岁中举，二十三岁高中进士的神童天才，有着超乎常人的城府与内敛，却也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政治理念。
嘉靖二十八年，刚入官场的张居正便阐明了自己心志，一道《论时政疏》直达天听。
列举了他认为大明朝最迫切的问题，涉及宗室贵族、吏治选拔、官场风气、地方军备与财政危机。
可惜的是，这道奏疏对彼时的朝局而言，有些曲高和寡。
嘉靖皇帝一心寻仙问道，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兴趣，内阁斗争激烈，根本无暇他顾。
加之他人微言轻，这封奏疏自然毫不意外地石沉大海。
从此之后他便闭口不言，除了给嘉靖皇帝写写贺表之外，再未上疏点评过时局。
即便心中苦闷，也至多写文章的时候感慨一句“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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