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八章 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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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这是《明史》对朱高炽的评价,就连螨清对这位仁宗皇帝,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黑。
最后就从体型上来说,与马皇后的大脚有异曲同工之妙。
林煜横竖也睡不着了,索性便起床来,准备通宵赶稿子。
既然决定了,要跟大明帝国的高层们接触,那这前面答应的《汉字拼音词典》,也得快点提上日程了。
毕竟,有了这东西在,后续他在大明要做的那些事情,才有可能实现。
不说全民扫盲,至少也要让大多数家里有着余钱的百姓,能够最起码地做到认字读写,可以看懂朝廷的文书邸报。
打破士绅阶级对于知识的垄断,那封建专制的社会才有机会被逐步瓦解。
林煜认同什么时代就玩什么体制,不要动不动就去强行搞资本主义,但同样的,封建专制也注定了,它的上限摆在那里。
哪怕君主立宪也好不到哪里去,具体可以参考现在的带嘤帝国……
知识的普及程度,以及它的获取(学习)难度,决定了文明的进步上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古代的中西方两边,农民起义的烈度往往相差甚大。
中国动不动就掀翻了整个王朝的农民起义,一抓一大把,光是这些历史知识点,就能让后世的学生背到发狂。
而西方嘛……
也不说多,能说出超过一手之数的,动辄影响一个王国统治根基的农民起义,那就算你赢。
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识字成本虽然高,但比起西方来说还是远远不及。
前面说过,中国识字要耗费时间精力和钱财,而西方识字,你得先学会拉丁语,比中国这边还要多了一个步骤,极大拔高了普通人和贵族之间的文化差距。
换言之,中国的农民起义,闹大了总会有寒门士子,落魄的读书人过来帮忙。
黄巾军起义的张角,本身就是汉代的“知识分子”。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则是被冒名顶替的进士。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这些,就算本身不是读书人,也有诸如李善长、刘伯温在内的大量读书人投靠。
哪怕像是太平天国这种宗教主义色彩浓厚的,其领袖洪秀全也是读书人出身,而天国后期执政(宰相)的洪仁玕(洪秀全弟弟)还发表了《资政新篇》,提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改革。
正因为他的《资政新篇》,才使得太平天国在历史上的风评没有太差。
至于西方的农民起义,真的就只有农民……起义了。
林煜开始构思如何去编纂《汉字拼音词典》,原来的“啊~呜~额……咦~唔~吁~~”是基本发音,还有部分需要配合现在的“雅音—方言”体系进行适度的修改。
而且,明朝的切音法也不是从来没变过,到目前为止,总共经历了差不多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譬况法。
所谓譬况法,非常简单,就是用单纯的语言去描述汉字的发音情况。
一般分为以口势譬况、以舌位譬况、以送气急缓和声调长短譬况等。
《淮南子·修务训》中说:“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
高诱注:“駤读似质,缓气言之者,在舌头乃得。”
在《管子》书中还曾记载过一则与譬况法有关的小故事:
齐桓公和管仲悄悄地商量攻打莒国,但这事很快就走漏了风声,后来得知是大臣东郭牙传出去的。齐桓公就问东郭牙怎么知道的,东郭牙就说:“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合,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
意思就是说,东郭牙是看齐桓公和管仲的口形、手势,并结合了当时的春秋形势,硬是猜出了齐桓公要攻打莒国的意图。
不过,譬况法虽然好用,但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过于笼统,普通人学字很难精确把握和理解。
于是乎……
就到了第二阶段,读若法。
读若法是用同音字或音近似字给被注字进行注音,比如《说文解字》里就有:“唉,应也,从口矣声,读若埃……鼾,卧息也,干声,读若汗。”
有时“读若”也写成“读如”、“读为”、“读曰”、“声同”、“声近”等。
用“读若”的方法注音简便易懂,但缺点就是不够精确,有时读音只是大致相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用来做注的字读音会发生变化,后人很难精准把握这个字的正确读法……
然后就到了第三阶段,直音法。
直音法算是读若法的改良版,不再挑选近似字,而是干脆确定一个注音完全相同的汉字作为注音。
比如《汉书·高帝纪》中就记载“单父人吕公善沛令”,其注引孟康的话来说就是:“单,音善。父,音甫。”
清代文人陈澧在《切韵考》中就明确指出:“今直音与古人读若不同,古人读若取其近似,今直音,非确不可。”
这极大增加了直音法的准确性,但缺点也更为突出,因为要么需要注音的字,根本就找不到同音字(比如暖、水、牛……),要么就是被注音的字是个很简单的字,但给它注音的却是个超级生僻字。
要学会这个简单的字,还得先学会更生僻的字,啊这……
用《辞海》里的话来说:“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或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
两个字,坑爹!
现在的大明,处于第四阶段,反切法,也可以说是切音法。
反切法最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比如服虔在为《汉书》作注时写道:“惴,音章瑞反”。而到了唐代宗时期,皇帝忌讳这个“反”字,于是将其改为“翻”字,再后来“翻”字改为“切”字,比如《本草纲目》卷二十五写道:“糗,去九切”。
说得简单些,反切法就是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来注音,即用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拼出一个新的读音来。
怎么样?
是不是很像现代汉字拼音?
所以反切法的持续时间也相当久远,就连《康熙字典》中的文字,也主要用的反切法来注音,比如“武,文甫切”等等。
但反切法同样存在致命缺陷,第一是用来切音的两个字,并不完全固定,比如“武”字注音可以是“文甫切”,也可以是“闻斧切”、“温鲁切”等等。
第二是很多时候,为了防止冲突,做注的两个字,笔画、认字的难度,都比做注的这个字还要复杂。
换言之,你要学认字,还是得先学会认更多的字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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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史》对朱高炽的评价,就连螨清对这位仁宗皇帝,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黑。
最后就从体型上来说,与马皇后的大脚有异曲同工之妙。
林煜横竖也睡不着了,索性便起床来,准备通宵赶稿子。
既然决定了,要跟大明帝国的高层们接触,那这前面答应的《汉字拼音词典》,也得快点提上日程了。
毕竟,有了这东西在,后续他在大明要做的那些事情,才有可能实现。
不说全民扫盲,至少也要让大多数家里有着余钱的百姓,能够最起码地做到认字读写,可以看懂朝廷的文书邸报。
打破士绅阶级对于知识的垄断,那封建专制的社会才有机会被逐步瓦解。
林煜认同什么时代就玩什么体制,不要动不动就去强行搞资本主义,但同样的,封建专制也注定了,它的上限摆在那里。
哪怕君主立宪也好不到哪里去,具体可以参考现在的带嘤帝国……
知识的普及程度,以及它的获取(学习)难度,决定了文明的进步上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古代的中西方两边,农民起义的烈度往往相差甚大。
中国动不动就掀翻了整个王朝的农民起义,一抓一大把,光是这些历史知识点,就能让后世的学生背到发狂。
而西方嘛……
也不说多,能说出超过一手之数的,动辄影响一个王国统治根基的农民起义,那就算你赢。
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识字成本虽然高,但比起西方来说还是远远不及。
前面说过,中国识字要耗费时间精力和钱财,而西方识字,你得先学会拉丁语,比中国这边还要多了一个步骤,极大拔高了普通人和贵族之间的文化差距。
换言之,中国的农民起义,闹大了总会有寒门士子,落魄的读书人过来帮忙。
黄巾军起义的张角,本身就是汉代的“知识分子”。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则是被冒名顶替的进士。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这些,就算本身不是读书人,也有诸如李善长、刘伯温在内的大量读书人投靠。
哪怕像是太平天国这种宗教主义色彩浓厚的,其领袖洪秀全也是读书人出身,而天国后期执政(宰相)的洪仁玕(洪秀全弟弟)还发表了《资政新篇》,提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改革。
正因为他的《资政新篇》,才使得太平天国在历史上的风评没有太差。
至于西方的农民起义,真的就只有农民……起义了。
林煜开始构思如何去编纂《汉字拼音词典》,原来的“啊~呜~额……咦~唔~吁~~”是基本发音,还有部分需要配合现在的“雅音—方言”体系进行适度的修改。
而且,明朝的切音法也不是从来没变过,到目前为止,总共经历了差不多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譬况法。
所谓譬况法,非常简单,就是用单纯的语言去描述汉字的发音情况。
一般分为以口势譬况、以舌位譬况、以送气急缓和声调长短譬况等。
《淮南子·修务训》中说:“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
高诱注:“駤读似质,缓气言之者,在舌头乃得。”
在《管子》书中还曾记载过一则与譬况法有关的小故事:
齐桓公和管仲悄悄地商量攻打莒国,但这事很快就走漏了风声,后来得知是大臣东郭牙传出去的。齐桓公就问东郭牙怎么知道的,东郭牙就说:“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合,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
意思就是说,东郭牙是看齐桓公和管仲的口形、手势,并结合了当时的春秋形势,硬是猜出了齐桓公要攻打莒国的意图。
不过,譬况法虽然好用,但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过于笼统,普通人学字很难精确把握和理解。
于是乎……
就到了第二阶段,读若法。
读若法是用同音字或音近似字给被注字进行注音,比如《说文解字》里就有:“唉,应也,从口矣声,读若埃……鼾,卧息也,干声,读若汗。”
有时“读若”也写成“读如”、“读为”、“读曰”、“声同”、“声近”等。
用“读若”的方法注音简便易懂,但缺点就是不够精确,有时读音只是大致相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用来做注的字读音会发生变化,后人很难精准把握这个字的正确读法……
然后就到了第三阶段,直音法。
直音法算是读若法的改良版,不再挑选近似字,而是干脆确定一个注音完全相同的汉字作为注音。
比如《汉书·高帝纪》中就记载“单父人吕公善沛令”,其注引孟康的话来说就是:“单,音善。父,音甫。”
清代文人陈澧在《切韵考》中就明确指出:“今直音与古人读若不同,古人读若取其近似,今直音,非确不可。”
这极大增加了直音法的准确性,但缺点也更为突出,因为要么需要注音的字,根本就找不到同音字(比如暖、水、牛……),要么就是被注音的字是个很简单的字,但给它注音的却是个超级生僻字。
要学会这个简单的字,还得先学会更生僻的字,啊这……
用《辞海》里的话来说:“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或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
两个字,坑爹!
现在的大明,处于第四阶段,反切法,也可以说是切音法。
反切法最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比如服虔在为《汉书》作注时写道:“惴,音章瑞反”。而到了唐代宗时期,皇帝忌讳这个“反”字,于是将其改为“翻”字,再后来“翻”字改为“切”字,比如《本草纲目》卷二十五写道:“糗,去九切”。
说得简单些,反切法就是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来注音,即用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拼出一个新的读音来。
怎么样?
是不是很像现代汉字拼音?
所以反切法的持续时间也相当久远,就连《康熙字典》中的文字,也主要用的反切法来注音,比如“武,文甫切”等等。
但反切法同样存在致命缺陷,第一是用来切音的两个字,并不完全固定,比如“武”字注音可以是“文甫切”,也可以是“闻斧切”、“温鲁切”等等。
第二是很多时候,为了防止冲突,做注的两个字,笔画、认字的难度,都比做注的这个字还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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